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3-18 05:52:00 / 个人分类：规章制度
查看( 1553 ) / 评论( 1 ) / 评分( 0 / 0 ) 崔之元
中国政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在海内外学人和舆论界中引起了不少疑虑。一些人彼此心照不宣地认为，“市场经济”前面的形容词“社会主义”，只是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不得不加上去的。按照这种观点，“市场经济”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才得以存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在理论上成立的，也不会带来实践上好的效果。
无论明言与否，这种观点在海内外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据于主
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改革大致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认为，中国改革不成功，因为没有走东欧和前苏联那种彻底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大爆炸”道路；另一种评价认为，中国改革相当成功，是一种减少社会震荡的“渐进主义”道路。这两种评价，在表层上截然相反，但在深层上却一脉相承：它们都接受改革目标就是“市场经济加私有制”，而只在达到这一共同目标的手段上、时间次序上产生分歧。
发人深思又饶有趣味的是，正当东欧、俄国和中国的一批“新精英”阶层和他们在知识界的代言人们将“私有制”奉为新“圣经”的时候，美国的公司法却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深刻变革。长期以来，私有制在公司法中体现为如下公司治理结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必须，并且仅仅为股东的利润最大化服务。但是，从１９８０年代
末至今，美国已有二十九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服务，而不仅为股东（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服务。换言之，股东只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部分，而劳动者、债权人和社区则为另一部分“利益相关者”。［１］公司法的这一重大变革，突破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私有制逻辑（即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只为所有者服务），成为美国近年政治、经济舞台上最有意义的事件。
那么，美国公司法的变革，对中国有何意义呢？显然，常常做横越太平洋旅行的美国经济学家不曾提到这一变革。为什么呢？这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比较脱离美国经济的实际，故不了解或看不出美国公司法变革的重大意义；另一种解释，是由克林顿总统三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创始人斯蒂
格利茨所提出的。他风趣地说，美国经济顾问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可用一句话概括：“按我们说的去做，但别按我们做的去做”（“Ｄｏ ａｓ ｗｅ ｓａｙ，ｎｏｔ ａｓ ｗｅ ｄｏ”）［２］。这两种解释究竟何者更接近事实，这里不去管它；我想强调的只是，虽然西方经济学家没有对中国介绍美国公司法的变革，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重视、不思考该变革对中国的意义的理由。
当然，我国有一部分学者颇受斯大林“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即使他们主观上反对斯大林，但往往不能避免“必然阶段论”的思维方式。例如，前些年颇流行的“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课”之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现在，不难想象，有人会说：“美国公司法的变革是美国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中国还是要按部就班地学习美国以前的私有制”。对此我只能说，我们即不能照搬美国的过去，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