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科学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科学发展观以马 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 科学发展观理论超越了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的价值旨 科学发展观规制了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路径; 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应对日益蔓延的生 危机的方略。针对这四个层面的内涵，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要求新 期党的先进性建设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实现党的理论创新时代化，实现党的意识形态 越化，实现党员领导干部知识化，实现党的发展理念责任化。
科学发展观要求各项工作应当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 法，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这一基本要求是从“怎么做”的角度阐
述的。然而，作为一个理论，我们还必须从“为什么”的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追问，这就要求对科
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进行挖掘和界定。
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在分析和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的客观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广泛 的科学内涵。就当前形势来说，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科学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科学发展观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科学发展观理论超越了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的价值旨趣，科学
发展观规制了今后我国科技发展的路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应对日益蔓延的生态危机的方略。
针对上述四个层面的内涵，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要求新时期党的先进性建 设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实现党的理论创新时代化，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超越化，实现党员领导干部
知识化，实现党的发展理念责任化。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的理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 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①
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为基本前提的。把 时代前提和理论体系剥离开来，必然导致作为外在形式化的普遍理论的诞生，从而使科学转变为
谬误。在党的建设理论史中，毛泽东、邓小平等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摆脱了外在形式
化了的理论，建立了科学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体系，为党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无可否
认，在某些历史阶段及某些事件中，由于没有摆脱这种外在形式化了的理论，曾使党的事业遭受
了严重的创伤。
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所在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具体论断与 当今世界形势及我国的现实状况出现很多不相符合的地方，如: 资本主义不断通过经济学理论的
创新钝化阶级对立的强度、减缓经济危机的危害，或者说至少没有严重到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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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我国3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的斐然成绩告示我们: 公有制和私
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可以共生存在、贯通融汇的; 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贫富差距鸿沟的
事实数据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现状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构想尚无法对应比拟。 这些现象从理论形态上呈现为一系列的悖论: 首先，公有制和私有制能否共存，如何共存? 如果可以共存，就无法从理论上界定财富主体的公、私属性问题，如果不可以共存，就无法从理论
上界定目前我国社会性质问题; 其次，资本和“他者”能否共赢，如何共赢? 一方面，我国搞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引入和推动资本的增殖创富的功能，而资本的本性却又是无限度的追求剩
余价值，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必然导致异化“他者”，给“他者”带来不公平、不正义。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本质却又被界定为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如果可以共赢，就
会在一定程度上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如果不可以共赢，就无法从理论上解释关于社会主
义本质的界定。
解决这些悖论难题，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前提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 显然，固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等在其时代条件下提出的具体论断作为永恒的、不可更改的真理，
必然导致刻舟求剑式的荒谬故事。在新时期，我们应当抛弃、提防这种外在形式化了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立足于当代的国际国内时代背景，以更前瞻性的视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今的
时代前提结合起来，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奠立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
论前提之上，科学发展观才是科学的。
基于上述分析，新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应当立足于当代政治、经济及社会现实，发展马克思
主义理论，实现党的理论创新时代化。解决上述悖论难题，我们至少应致力于以下三个领域的 研究:
推动马克思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重新权衡所有制 层面的财产公有和财产私有关系、再生产层面的资本剥削和资本增殖关系、配置方式层面的经济
计划和经济自由关系，以及方法论层面的辨证逻辑和数量分析关系，等等，尽量抛弃对立性的、替
代性的思维，着力于结合式的、共生式的新型理论系统的构造。
加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研究。在财富公平分配层面上，探索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 体的劳动平等、财富共有理论的实现途径; 探索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对现阶段各类型企业中雇佣关
系的分析，研究合理的、最优的资本增值和资本剥削的比例，避免异化程度加剧、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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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开辟共产主义目标实现路径研究的新领域。共产主义作为人自由发展、全面解放的应然形 态，是人类改变现阶段实然境遇的生存趋势。马克思研究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共产主义 目标，但是他没有设计出( 至少没有为我们当今时代设计出) 通达共产主义的最优路径。新时
期，党的理论创新，应当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对实现共产主义的资源配置、路径选择、危机预警等
等做出实证性的、可行性的规划，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远景战略中。
二
纵观当前颇有影响的诸种社会思潮，其基本旨趣无非有以下几方面: 仁爱诚信的伦理诉求、 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的道德信仰。这些价值取向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衍生、延伸
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所信奉的仁爱诚信、忠孝礼仪、仁政德治、天人合一等等价值
旨趣，是与封建帝王专制、等级秩序是统一体的、无可剥离的;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主、公
平正义等价值旨趣，是与漫长的货币资本化、市民社会化及残酷的资产阶级革命相伴而生的。把历
史的时代前提和崇高的价值旨趣剥离开来，必然导致外在形式化的普世价值理论的诞生。 新儒家、新自由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等本身并不是错误的理论，相反，在它们诞生、发展及成
功运用的特定历史条件、制度背景的土壤下，往往是科学的。然而，这些社会思潮的持有者、信奉
者们如果把特定历史条件、制度背景悬置起来，加括号式的推行他们的价值旨趣，就是在制造外
在形式化了的普世价值理论，从而把科学铸成了谬误。
现阶段，在我国较为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基本上都是外在形式化了的普世价值理论。理论 持有者们毫无考虑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政治模式、社会框架及文化趋势，宗教崇拜式的为了价
值理念，而去宣扬价值理念，异想天开式的试图改变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结构。 事实上，仁爱诚信、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价值旨趣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中都会存有及
因为时代前提的限制而只能部分存有的生活概念，是内生式的生活产物，而不是外在附加的先验 赐予。无可否认，在我国目前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下，仁爱诚信、自
由民主、公平正义等同样内生于人们的生活交往中，作为生活需要的精神产物而存在。由于时代
条件的限制，它们的表现形式、话语体系以及实现程度会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
的变化而改变。 新时期，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需要在我国当下时代前提下来审视各重价值理念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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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显然，那种固执地把外在形式化了普世价值理论作为永恒真理到处套用的立场，是荒谬不经
的。我们应当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的现实前提，在经济发展递进中、政治体制
改革中、人们生活结构的社会变迁中，以及多重文化的传承交融中，内生式的挖掘、培育、引导出
仁爱诚信、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克服它们因时代前提的限制而导致的片面性，逐步实
现全面的价值旨趣。 科学发展观理论，只有在其深刻内涵上超越了外在形式化了的普世价值理论，从我国经济社 会现实前提中内生出仁爱诚信、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价值旨趣，把人的全面解放作为发展的根
本任务，才是科学的。 根据上述分析，新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应当基于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内涵的地平之上，实现 党的意识形态超越化。这要求: 其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其发展中能够超越外
在形式化了的普世价值理论; 其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其发展中能够从我国经
济社会现实前提中内生性的挖掘、培育和引导出仁爱诚信、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 首先，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化，是对堵塞和融合各重社会思潮的路径的排斥。应对现行 各重社会思潮的挑战，堵塞的路径选择在于主张一方面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流意识形
态教育，另一方面采取强硬措施抑制古代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阻止外来社会思潮、学说流派于
国门之外。该路径能够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纯洁化，但它既不能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相对于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西方几百年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文明进程的无可比拟的
优越性，也不能解释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高度繁荣的现实格局，更无法从理论上阐明我国社会主义
公有制下推行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在目前全球化及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资本幽灵全球游荡，
与之偕行的各种思潮流派，必然会在市场经济土壤中生根发芽，过度的堵塞既行不通，也有碍于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融合的路径选择在于把各种社会思潮的价值旨趣纳入到党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做到兼容并 蓄。该路径有利于丰富我国意识形态体系的内涵，但会导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融合社会思潮
之间出现尖锐矛盾，有碍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例如，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系中纳入新
儒家理念，势必会复辟封建等级、专制的政治传统，至少会加深现阶段党的组织结构中的等级、专
制因素的程度，从而不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再如，在党的意识形态体系中纳入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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