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月港的兴起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报讯 （记者 苏雄锋 实习生 周敏琼）月港位于贯穿漳州平原的九龙江下游江海会合处，以其“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至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在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海至东西洋贸易。
一、明代中叶海外贸易的两大变革
明太祖立国初期，为防御倭寇骚扰，为维护新生的明朝政权，在沿海一带厉行海禁，而对于前来贸易的海外国家，则要求他们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朝贡贸易”，它几乎成了明初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途径。
然而，至明朝中叶，朝贡贸易则明显地走向衰落。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则全面遭受倭寇的骚扰，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嘉靖倭患”。自此以后，明朝政府即严海禁，调兵将，在东南沿海掀起一场剿灭倭寇的大规模战争。至嘉靖末年，倭患基本平定后，明朝统治者不得不考虑改变海禁政策，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国外贸易，这可以说是明朝中叶海外贸易的又一重大变革。
二、海澄设县与月港开禁
月港地处漳州南部，“外通海潮，内接山涧”。早在成化、弘治之际，该地的走私贸易就非常盛行，已享有“小苏杭”之称。为打击猖獗的走私活动，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在月港建靖海馆，由通判往来巡辑。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福建巡抚谭纶把靖海馆改成海防馆，设海防同知住劄之。
其实，海澄设县之议早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就已基本确定下来。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他们不得不考虑到开海贸易，而要开海贸易，首先必须加强对贸易船只和贸易商人的管理，因此，扩大地方行政建制，在海澄设县就成为必然，而设县又为月港的开禁做了准备。
海澄设县的第二年，即隆庆元年（1567年），经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的奏请，明朝同意在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海贸易，而不准海外商船来华贸易。
明朝政府选择在月港开禁的原因，大概与闽南人以海为生，非市舶无以助衣食的文化习俗有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倘若禁之过严，断了闽南人出海谋生之路，势必造成动乱，危及他们的统治。
然而，月港并非一个深水良港。它之所以在明朝中叶兴起成为著名的海外贸易港，靠的不是港口自身的优势，而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首先，月港由于“僻处海隅，俗如化外”，统治阶级鞭长莫及，故国内外走私船只多数汇集在这里进行交易，特别是从事走私贸易的闽人，一般都从这里出洋。因此，明朝政府决定开海禁时，就不能不考虑到沿袭闽人到海外经商皆由此出洋的习惯，以免再受其扰，可保持
“境内永清”。其次，月港为一内河港口，其出海口在厦门，一艘商船从月港出航，需沿南港顺流往东，经过海门岛，航至九龙江口的奎屿，然后再经厦门岛出外海。因此，月港的管理官员仅需在厦门设立验船处，则可以对出口商船实行监督，避免出现隐匿宝货，偷漏饷税等现象。且当厦门出现倭患或海寇掠夺的警报时，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来得及转移或采取防范措施。这在当时走私严重、倭患与海寇猖獗的形势下，是作为私人海外贸易港必备的重要条件。第三，月港地处海隅，距离省城甚远，非市舶司所在地，海外贡舶一般不由此入口，故不至于发生扰乱事件。
三、开禁后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
月港开禁后，私人海外贸易随即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从月港出洋的商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刚开禁后不久，出洋商船仅限船数而未限其航行地点，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始由福建巡抚周寀定为每年限船88艘，东西洋各限44艘，东洋吕宋一国因水路较近，定为16艘，其余各限船2—3艘。后来因申请给引的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故又增至110艘，加上鸡笼、淡水、古城、交趾州等处共117艘。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再增加20艘，共达137艘。当时大量的商船是涌向菲律宾贸易。
大量商船涌向菲律宾的原因，除了马尼拉与漳州的距离比较近外，更主要是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为维护其在菲律
宾和拉美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载运到马尼拉，以换取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等商品。
每年从马尼拉运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到底有多少呢？据罗杰斯（Pedro de Rojas）在1586年致西班牙王国腓力普二世的信中说：“每年有30万比索（peso）银元从马尼拉流往中国，而今年超过了50万比索。”另据马尼拉主教贝扎（Pedro de Baeza）在1609年声称，一年平均有30—40艘福建船从马尼拉运走250—300万里亚尔（real）白银，西班牙商船队长卡里略（Don Hieronimo de Banuelosy Carrillo）夸张地说：“中国皇帝可以用运入其他国家的秘鲁白银建造一座宫殿。”
当时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也非常多，尽管对日本的贸易仍实行严禁，但这些商船往往借口到其他地方贸易，待商船出海后再转向驶往日本。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当时日本国内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代表着日本手工业最高水平的京都丝织业（特别是西阵纺织业），主要是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生丝，而日本国产的优质生丝却不足以胜任这种要求。正因为中国生丝在日本的封建经济中是如此必须，且与日本的国内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对其需求经久不衰。据记载，每当中国货物缺乏时，价格大增，湖丝每100斤价至500—600两银，丝绵每100斤价至200两银，红线每斤至70两银，水银每100斤价至300两银，针一根价至7分银等等。把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销售，一般可获利2—3倍，再把日本白银运回中国，又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