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此话来自于美国学者Charles O.Hucker，中文名为贺凯。他提出：“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政治势力斗争的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这是近几十年来关于东林书院最准确的定位。
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罢官下野，回归乡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问政治，是对政治绝望之后的无奈选择。 在顾宪成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可以窥知端倪，他吐露了不想再度出山的内心——专心致志办好东林书院，悠游于林间水下。在东林书院时期，他常对游人说：“弟向来筑室枯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其意以诗书为仇，文字为赘，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看来他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人”了，竟然如此形容道：“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高攀龙也是如此。他在给老师赵南星的几封信中，一再流露只做闲人不问时事的心境，说道：“龙今年自东林会期外，即入山闭关，以学问宜静，以衰年宜静，以时局宜静，此时山中人不一味静默非学也矣”；“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落得做个闲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奉老师之命，不敢言时事，亦不忍言也”。
钱一本也是如此。《毗陵人物记》说他，“归里杜门绝迹，不入公府······生平无他玩好，终日兀坐，手不停披，尤潜心易学，钻研卦象”。纪晓岚这样评述他：“东林方盛之时，（钱）一本虽与顾宪成分主讲席，然潜心经学，罕谈朝政，不甚与天下争是非，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
顾允成也是如此：“好以静，每日兀坐一室，不问户外事”；“参验身心，究极性命之学”。
东林君子们以如此心态主持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事”当作院规。顾宪成制定的院规有这样一条：“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
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短长，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暧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明确告诫书院同仁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吴桂森继承了这一规矩，更加鲜明地强调这样的院规：
一是“绝议论以乐时”，被当做“今日第一时宜”慎重其事地提出来，说的是：“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维昔先贤间出清议以挟持世道，盖时或使然，万非得已。如吾侪闭户人也，远隔霄壤，幸逢盛世圣天子当阳，等用必贞良，宣布必惠泽，何缘更有游谈横议！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以期不雍熙，是为今日第一时宜也。”
二是“屏俗氛以安分”，被当做“今日第一禁戒”再次提醒，说的是：“夫布衣聚会，既无马腹之鞭，居肆讲求岂堪蝇营之听！故愿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不以入此门。若云讲求解纷善应之方，请详规中处事接物之旨，诚以此端不杜，则取嫉、取怨、兴谤、兴尤，流弊叵测。先生（顾宪成）九损中已先点破，今宜更加谨毖，以息风波，是为今日第一禁戒也。”
这样看来，以往风行一时的说法——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云云，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了。
美国学者Charles O.Hucker的精辟论断：“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述主体是“东林运动”，这似乎是海外学者的一个共识，他们在论述这一段历史时，大多不用“东林党”，而用“东林运动”。比如，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写“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就用这样的提法：“开创东林运动的人”、“东林运动的成员”。韩国汉城大学教授吴金成也有类似提法：“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讲学运动即东林运动”。当然他强调的重点是这样一句话：“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是与以前流行的说法大异其趣的。
所谓重整道德，广义地说，可以包含两个层次：在朝为官时，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时，整顿士人的学术道德，回到朱
熹理学的道德。
东林书院的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功夫，以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讲学。正如吴桂森所说：“宗教者，奉泾阳、启新、景逸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说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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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
大纲
一、东林书院如何成为“东林党” 二、东林非党论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顾宪成写信声援李三才，结果使得李三才更加被动，而且把东林书院也拉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与顾宪成、东林书院一并称为“东林党”
KO2：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党”，是政敌们强加于它的，东林书院诸君子是“群而不党”的
正文
一、东林书院如何成为“东林党”
李三才是万历年间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头衔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漕运总督的
主要职责是把作为税收的粮食、布匹从江南通过京杭大运河运送到北京，以此维持朝廷、军队、官僚的开支。漕运因此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而漕运总督更是一个重要的岗位。由于政绩卓著，于万历三十七年升任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此时适逢内阁缺员需要增补，不少人看好李三才，推荐他入阁。当时朝廷大臣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为权力而争斗不绝。李三才这种既有才干又有声望的人选，显然不受某些阁部大臣的欢迎，于是策划了一场诋毁李三才的运动。
因为李三才政绩卓著，他们不能从政绩上找到突破口，于是就从其与东林书院和顾宪成的关系上入手，弹劾李三才：“藉道学以为名，依贤豪以立脚。”甚至用心极为险恶地说“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企图激怒龙颜，置李三才于死地。更为阴险的是，借用“藉道学以为名”、“党与日甚”之类的词句，影射他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结党”。还有人附和道：“但知有三才，不复知有朝廷。”如此种种。
李三才为了表明心迹，主动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杜门谢罪。然而对他的攻击仍不罢休，刘时俊、刘国缙、乔应甲、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刘邦俊、王万祚等人，接二连三地上书弹劾李三才，朝廷上下一派乌烟瘴气。
这时发生了一桩出乎意料的事件，使得事态趋于复杂化。书生气十足的顾宪成，对于挚友李三才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围攻深感忧虑，居然一反“桃花源人”的常态，写信给内阁辅臣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顾宪成原本想声援李三才，没想到这一下反而帮了倒忙，使得他更加被动，而且把东林书院也拉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这不能不说是顾宪成晚年最大的失着。
他也不是没有料到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实在是出于对李三才人品的敬仰，冒险出此下策。他们二人之间早就相识相知，政见略同，互相以挚友相期许。认为李三才是改变颓靡的政治局面的不二人选，所以他才写这封信。他曾说：“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也，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曰聊以尽此一念而已。”
及至后来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时，他才意识到写信给阁部大臣之举大为不妥，当他看到李三才处境岌岌可危时，写信给他，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