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自此而东，乃四国分据也。”(23)
五国头城，即进入五国部地区第一城。曹氏认为五国头城在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学界多从曹说。然五国部各居何处，学界看法尚未统一。蒲奴里城，屠寄认为在固木讷城，即今黑龙江汤原县大有屯古城；张博泉师则认为在依兰东北。越里笃城，屠寄认为在宛里城，古城在今黑龙江桦川县境内。奥里米城，屠寄认为在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处附近，古城在今黑龙江绥滨县西九公里处。越里吉，张博泉师认为在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写者认为在依兰县城。部阿里，丁谦认为在依兰城东桦川县境普利斯幼普城；张博泉师认为在黑龙江下游阿纽依河口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写者认为在伯力。(24)尽管众说不一，但五国部的总体范围是明确的，在鼻骨德部之东、生女真部之东北直到黑龙江下游地区。
五国部之名，始见于圣宗统和二年(984)二月，“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隗洼以所辖诸部难治，乞赐诏给剑，便宜行事，从之”[1](卷10，《圣宗纪》)。这至少说明此时辽朝开始经略五国部地区。统和二十一年(1003)四月，“兀惹、渤海、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古等五部遣使来贡”。这是五国部使臣首次至辽帝捺钵朝贡。[1](卷14，《圣宗纪》)此后，随着辽朝对五国部地区的统治不断加强，五国部的朝贡活动也逐渐增多。现将见于《辽史》记载的五国部朝贡活动统计如下：
上表统计圣宗朝五国部朝贡4次，然《辽史·圣宗纪》记载，开泰七年三月，“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1](卷16，《圣宗纪》)据此五国部不仅每岁朝贡，而且需按照朝廷要求每年贡纳65000张貂皮、300匹马，如记载无误，这一数额是相当可观的。显然史籍关于五国部朝贡活动的记载有缺漏。《辽史·营卫志》记载：五国部“圣宗时来附，命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属黄龙府都部署司”。圣宗时可能通过册封五国部各部酋帅以确定臣属关系，令其镇守东北境，隶属于黄龙府都部署司(治所在今吉林农安)。兴宗重熙六年(1037)八月，“北枢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帅坤长不法，多流亡。诏罢越棘等五国酋帅，以契丹节度使一员领之”[1](卷18，《兴宗纪》)。关于越里吉酋帅不法之事，《辽史·营卫志》曰：“越里吉国人尚海等诉酋帅浑敞贪污。”这或许与部民交纳的朝贡物品有关。重熙六年辽朝始在五国部地区设置属部建置，即五国部节度使司，以契丹官员担任节度使。张博泉师认为越里吉城(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是辽五国部节度使治所的所在地。[10](P77)
辽朝罢免五国部酋帅的官职，以契丹官员任五国部节度使统一掌领这一地区各部朝贡活动，这必定会引起五国部酋长们的不满。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爆发了以蒲奴里酋长为首的反叛行动，这年八月，兴宗“以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副部署，东北面详稳耶律术者为监军，伐蒲奴里酋陶得里”，五国部节度使耶律仙童率部参加了平叛战争。翌年正月，辽军平定
了蒲奴里叛乱，“多所招降，获其酋长陶得里以归”，“率其酋长来朝”。(25)恢复了辽朝在五国部的统治秩序。
自澶渊之盟以后，辽帝春捺钵多在混同江(即鸭子河)一带，契丹帝王与贵族对海东青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三朝北盟会编》载：“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既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余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11](卷3)辽帝频繁遣使索取海东青，令五国部不堪其扰。道宗咸雍五年(1059)，“五国部阿里部叛”。咸雍七年(1071)五国部又发生叛乱，参加这次平叛的五国节度使萧陶苏斡因军功被授予静江军节度使[1](卷22，《道宗纪二》)，萧陶苏斡是史籍记载最后一位五国部节度使。估计为缓和与五国部酋帅间的矛盾，在这次平定五国部叛乱后，辽朝分别封授五国部酋帅为节度使。其后又有“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畔辽，鹰路不通”，辽朝依靠生女真酋长完颜乌古乃才打通鹰路。(26)
据前表统计，兴宗朝五国部来朝贡两次，一次在兴宗即位之年，另一次是在重熙二十二年平定五国部叛乱后，契丹军将率五国部酋长前来朝贡。道宗即位后，清宁、咸雍共20年间五国部朝贡3次。可见，在以契丹人任五国部节度使期间，五国部朝贡次数极少。当道宗太康年不再以契丹人担任五国部节度使之后，五国部朝贡活动反而增加，从道宗太康元年(1075)到天祚帝天庆二年(1112)五国部最后一次朝贡，36年间五国部朝贡13次，道宗朝9次，天祚帝朝4次。这种现象说明以契丹官员任节度使时期，五国部是诣地方府州朝贡，朝贡地点可能是黄龙府都部署司。以五国部酋长任节度使后是诣辽帝捺钵朝贡，如天祚帝天庆元年“春正月，钩鱼于鸭子河。二月，如春州。三月乙亥，五国部长来贡”。“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鸭子河。丁丑，五国部长来贡。”[1](卷27，《天祚帝纪》)公元
1114年，生女真起兵反辽，五国部与辽朝的朝贡关系终结。
辽朝在征服、招抚黑龙江流域族群将其纳入朝贡制度之后，很快于其地建立起属国或属部。在朝贡制度建立的初期，各属国、属部朝贡活动比较频繁，朝贡的地点是契丹皇帝所在的捺钵。辽中期建立起管理属国、属部的地方机构，或以契丹人担任属部长官后，各部朝贡活动骤然减少，只是在当地或邻近地区发生特殊事件或较大的战争时，契丹统治者才要求其诣捺钵朝贡，这时属部长官也会主动派遣酋长(或是辽朝授予官号的部落渠帅)前来朝贡。当恢复以当地部落酋长任属部长官时，属部诣捺钵朝贡活动明显增加且较为规律。因此，考察辽朝黑龙江流域族群朝贡活动时不能简单地认为朝贡次数多，即表明辽朝对其统辖紧密。事实上，朝贡次数少的乌古敌烈部恰恰是处于辽朝以行政统辖取代朝贡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而辽后期朝贡活动较为频繁、规律的五国部则处于朝贡制度之下，辽朝对前者的政治统辖远比后者紧密，辽对鼻骨德部的统辖关系则处于两者之间。
注释：
①《辽史》、《金史》中多数记载为“乌古”，个别处如《辽史》卷69《部族表》作“乌古里”；《金史》卷3《太宗纪》作“乌虎里”。
②[日]津田左右吉：《遼代鳥古敵烈考》，《滿鲜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貮，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大正五年(1916)。
③孟广耀：《辽代乌古敌烈部初探》，《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同文中提出乌古部是以唐代室韦乌素固部为主体发展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