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四四章《通论佛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210页。
[48]
参见〔日〕西顺藏：《北宋的正统论》，《一桥论丛》，东京，1965年。陈芳明：《宋代正统
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从史学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食货月刊》复2卷8期，1972年11月，第10～23页。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49]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引言《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178页。
[50]
〔宋〕欧阳修：《居士集》卷一六《正统论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
[51]
〔美〕狄百瑞（Wm De Bary）著，李弘琪译：《中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9页。
[52]
〔宋〕杨亿：《武夷新集》卷一九《谢史官马兵部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苏洵：《嘉祐集》卷八《史论》，《四部丛刊》本。
〔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一六《隋纪·炀帝》，《宛委别藏》第五八册，南京：江苏古
[53]
[54]
籍出版社，1988年，第1043页。
[55]
〔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九《晋纪·安帝》，《宛委别藏》第五七册，第601页。 如朱熹在评价《左传》时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在同陈亮进
[56]
行王霸义理之辩时，亦用此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 ——参见〔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三《春秋·纲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9页。
[57]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二《修纂》，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7页。
如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四六《唐书六·宰相表中》认为欧阳修的《新唐书》“几同于刑部
[58]
之决狱矣”；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例议上》亦称“欧阳之病，在逐文字略于事实”、
“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信摭》称欧阳修《新五代史》“只是一部弔祭哀挽文集，如何可称史才也？”这应当说是公允之论。
[59]
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第16页。
[60]
参见〔日〕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2年版。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
附录二《五代宋元明佛教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5页。李清凌：《宋夏金时期佛教的走势》，《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
[61]
参见Edward T Chien,The Neo—Confucian Confrontation with Buddhism :A Structur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15,1988; Edward T Chien,Chiao Hung ang Revolt against Cheng—chu orthodoxy’,in wn. Theodore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pp,271—303.〔日〕常盘大定：《支那に于はゐ佛教と儒教道教》，东京，东洋书林，昭和四十一年；〔日〕久保田量远：《支那儒佛道三教史论》，大东出版社1943年版；久须本文雄：《宋代儒学の禅思想研究》，昭和五十五年；〔日〕荒木见悟：《佛教と儒教——中国思想そ形成すゐもの》，京都平乐寺，昭和41年；〔日〕荒木见悟：《宋元时代の佛教、道教に观すゐ研究回顾》，《久留米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纪要》1987年第1期。
[62]
〔汉〕牟融：《理惑论》，《弘明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宋〕释延寿：《万善同归集》卷下，《大正藏》第48册。
〔宋〕释智圆：《闲居编》卷一九《中庸子传上》，《续藏经》2—6—1。 〔宋〕释契嵩：《镡津文集》卷九《再上仁宗皇帝书》，《四部丛刊》本。 〔宋〕张伯端：《悟真篇》卷首《序》，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宋〕李焘：《长编》卷四五，真宗咸平二年八月丙子，第961～962页。
[63]
[64]
[65]
[66]
[67]
[68]
〔宋〕释志盘：《佛祖统纪》卷四七《法运通塞志一四》，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
第2043页。
[69]
〔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二《与王顺伯书》，《四部丛刊》本。 张国刚：《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84页。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3页。
[70]
[71]
[72]
后记：
本论文承蒙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宽重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曾瑜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张希清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教授给予宝贵的修正意见，论文撰写期间我的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华瑞教授给予观点和史料上的指正。同时，本论文的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小淳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的资助，特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