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探讨
陈楚洁 袁梦倩
【内容提要】本文提倡从传播的维度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分析，而当前有关乡村文化传播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存在以大众传媒窄化乡村文化传播内涵的缺陷。乡村文化传播关注的是农村社群中意义的共享和文化认同的培养，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被视为参与农村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行动者。总的来说，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文化治理未能有效调动农村文化传播代理人（乡村干部）的主动性，也忽视了农民的参与。同时，农村文化传播中存在关系网络、过程和语境的断裂，从而难以在村庄内部有效构建公共文化行动的基础。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传播之外，农村文化处于一种混杂状态。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以农民的参与和认同为路径，通过“传播自觉”促进乡村文化治理。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文化传播文化治理文化认同
一、理解农村文化建设：传播学的路径
中国农村文化的“问题”近年来不仅频繁见诸大众媒体的报道，同时也引起政府、学界的重视，愈来愈多的政策研究和学术论文，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文献，重点关注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内涵、内容、问题、模式、体制等方面（吴理财等，2009）。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村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农村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式微、衰败（阎云翔，2006；张良，2009；朱正刚，2008；吴理财、夏国锋，2007）。它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严重匮乏，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减少和公共文化组织缺位（张良，2009；吴理财、夏国锋，2007）。然而，在国家增加了农村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建立文化组织的背景下，实地调研仍发现农村文化建设并无多大改观。问题或许不在于农村文化
这个“产品”上，而可能在于中介的渠道和社会空间之中。
理解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农民与政府、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以及围绕农村文化建设而产生的乡村传播的分析。农村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对于国家来说，旨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若基于村干部的立场，则考虑的当属国家在乡村基层代理人的公共治理与服务能力；而从村民的角度出发，则涉及村民的文化行动能力与村庄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理应为学界提供必要的补充。然而，尽管近年来新闻传播学也日渐显示出对此一议题的兴趣，但总体上仍显得相当薄弱，且其重点大多在探讨大众媒体对农村、农民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关系上（例如缑博等，2006；谭华，2007；张雪绸，2007）。更为根本的是，目前传播学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分析，存在以大众传媒来窄化传播的意涵的弊病，对传播的理解亟需打破工具性的狭义框架。此外，探讨文化传播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 有文章指出，当前学术界和文化建设实践之中对于农村文化涵义的片面理解，将不利于有效实施农村文化建设（张良，2010）。同理，对于传播意涵的窄化和工具性理解，亦对农村文化的有效传播无所助益。实际上，在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上，存在着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两种审视传播的观点（凯瑞，2005）。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所谓传播的“仪式观”，则并非指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凯瑞，2005）。从仪式观的角度看，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资格”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社群”（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即传播）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在凯瑞看来，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
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化的符号过程。传播的仪式观有助于人们看到，农村文化传播不仅是工具性的大众媒体的使用与满足，同时更是农民进行对话交谈、意识累积、社区文化认同型塑的总体过程。进而言之，这也有助于避免对于农村文化传播的涵义的片面理解。
本文拟将农村文化建设视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不仅强调传播的文化面向，也表明文化传播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历史地看，用“传播”一词研究文化现象始于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所用的“传播”一词，主要指迁徙、暗示、采借和扩散（泰勒，1992）。泰勒之后，一些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普遍使用“传播”一词。有学者认为，研究文化传播必然须以研究人与人的社会活动为前提，文化传播一旦脱离了人与人的社会活动，就毫无根基（谢建明，1994）。也就是说，文化传播所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互动现象。而本文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农村文化的传播，还涉及农村文化传播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具体而言，国家、村干部、农民在农村文化传播中的互动模式是什么？这一过程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农村文化传播的形态如何？文化传播如何促进乡村的治理？这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以江苏省中部J市农村文化建设为分析的案例。J市境内地势平坦，水陆空交通均较为发达，历史上有 “江淮孔道”、“苏北门户”之称。在经济方面，J市连续八届被评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入选“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以J市所处的苏中地区在江苏省的整体情况来看，它处于苏南地区和苏北地区之间的中间层次。以社会转型的进程而言，苏中地区的农村恰好符合普遍意义上的转型期的农村型态。从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当下实践和未来规划的全景来衡量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2009年7～10月、2010年1～4月间，笔者数次在J市的DG镇、DQ镇、XJ镇、FC镇和WJ镇①及其辖下的约10个村庄进行了入户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
括乡镇干部、村组干部、村民、集镇居民等。同时，问卷调查也是本文收集数据的方法。本次调查于2010年1月在上述乡镇农村共发放2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0份。调查对象的男女比例为43.2:56.8，文化程度的分布为小学程度的占33.2%、初中程度的占40.0%、高中程度的占14.1%、大专及以上程度的占12.7%，其职业涉及个体经营、务工、医生或教师等专业人员、学生、务农（农林牧渔等）、无业或失业、离退休等，其中以个体经营（20.5%）、务工（29.1%）和务农（20.9%）为主。总的来说，样本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农村文化治理的行动者：国家、村干部与农民
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有机单元，其推进无法脱离乡村政治的实践。在贺雪峰等学者看来，对乡村治理状况展开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安排的制度文本，而需要落实到这些制度文本在实践中的对应表现（贺雪峰、董磊明，2005）。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是乡村文化治理中三个重要的行动者①。 （一）国家的农村文化政策与大众媒体传播
在中国农村文化史上，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农村在家族和乡绅的治理下，农村文化以血缘和地域单位为组织载体，显现出乡村自组织状况，自上而下的政权干预非常有限，农村文化基本上能够按照其内在机制运行。1949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农村文化被纳入国家的规划、改造和重塑之中，农村文化被当作可以且必须占领的“阵地”，以服务国家的政治目标（吴淼，2007）。在此一时期，农村文化传播被嵌置于基层政权组织传播的层层结构之中。
改革开放后，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政策指针下，农村文化建设又被置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农村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被系统性地遮蔽。在此一时期内，农村文化建设开始被简化为文化产品和娱乐活动，政府推动文化建设的努力几乎都集中在为农村提供诸如广播、电影、电视、图书和文艺节目等文化设施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