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道；社会上提高女性的地位，以孝治天下，以德化天下；外交上边境安定，睦邻友好。出现了历史上繁盛的“永徽之治”。这样的政治作为和政治局面，为后来武则天登上皇位，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第六，李治给武则天政治上充分的理解、极端的信任和安全的保护，为她扫清临朝的一切障碍。一方面，出于他们共同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培植自己的势力。利用完善科举制度，开创武科举，改革朝廷官制机构，扩充庶族官僚队伍，组织北门学士等等方式和手段，在朝野上下，组织起新的有见识、有文化、有抱负、有能力，生机勃勃的人才队伍，建立起自己的新贵体系；另一方面，出于他们共同的家国一体的家族、内外戚关系和亲情因素，按“帝后一体”的政治一元化体系，理顺家庭包括后宫、朝野上下左右的各种人事关系。李治在处理各种极其纷繁复杂、权力利害冲突危机四伏、风险极大的人事问题上，给了武则天以志同道合、默契无间的支持。在对太子李弘的精心培养，对太子李贤的废与立等等大事上，高宗做主决策，武后辅之执行。高宗绝不是后世史家为摸黑武则天有野心“篡位”，连带说高宗是懦弱的“傀儡皇帝”。他与武后是夫唱妇随的夫妻，配合默契。家国大事，都是政出高宗，武后言听计从，代高宗执行；或高宗拍案，武后与大臣们坚决推行。
从史实看，皇帝与皇后之间，也不是天衣无缝，也不是没有分歧、误会和矛盾。亲密夫妻在涉及权力分割或情感隐私上也心存芥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麟德元年（664年）发生的高宗要废武后的一场风波，就是突出一例。按照《资治通鉴》所说，武后参政后，喧宾夺主，皇帝受制，不甚其忿，招来宰相上官仪谈论商量。上官仪说皇后专横，废了她算了。皇帝说正合朕意，立刻令上官草拟废后诏书。没想到皇帝身边有人奔跑后宫报告了武后。她即刻到皇帝处为自己辩白。废后的诏书墨迹未干，皇帝一见武后就改变了主意，而且说，“是上官仪叫我这么做的”，他自己并没有这个心思。结果上官仪为皇帝仓促“废后”的一时不爽，而丢了性命。这场风波来的突然，去的也快，帝后之间很快和好如初，说明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其实，这次“废后风波”，并不是帝后之间政治大事上有什么分歧；而是他们微妙心理的难言隐衷。据《资治通鉴》说，高宗与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的女儿魏国夫人有染，武则天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包容着。但是，“上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后恶之”。皇帝跟他的外甥女暗通，武后可以容忍；但皇帝要给魏国夫人封一个内职名号，这不就姨母与外甥女“共侍一夫”了吗？武后因此强烈反对。帝后为此争执，皇帝生气而批评抱怨武后。政治上不成熟的上官仪，根本不知道皇后在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上的联盟牢不可破，把高宗一时因私情的气恼与冲动，纳入反对武则天的宫廷争斗与政治角逐之中，根本不
想前因后果。夫妻一时反目，理应相劝说和，他却火上浇油，起草诏书，一切后果只好由他替罪承担。这场风波，高宗对武后是既“批”又“保”。为了表示歉疚，高宗允许武后垂帘听政，再次提高了她的政治地位。史称“二圣临朝”，更为加固了帝后一体的政治体制。
高宗最信任武则天的政治表现，是要把她推到政治前台，把朝政大权交给她。上元二年（675年）他召集宰相商议，提议武后摄政。当时太子李贤已22岁，文武双全，按说完全可以让太子监国。但他偏偏让武后执政。除了夫妻情深，更重要的是他最了解、最信任她，认为武后不仅比太子更有能力管好国家，而且会继续坚持他与太宗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政治上更为可靠，更让他放心。高宗逊位武后的动议，虽然遭到宰相们的反对而未实现，但此举向满朝文武充分表达了他对武后无比的信任与支持。这样，武后的身份更为特殊，虽不是“摄政王”，却可以代替皇帝行事。帝后一体的体制，更加不可动摇。
第七，李治给武则天不仅有充分的信赖和支持，让她有对付政敌的安全感；而且有政治上、人事上的平等和谐。在男权主宰的宫廷给她以充分宽松的发展空间；同时以他坚持和发展“贞观之治”的方略，以他崇道重孝的政治主张，稳健亲民的政治风格，仁厚致和的政治品格，外圆内方的政治策略，文史兼修的深厚教养，在长时间“二圣临朝”、朝夕相处中，给武则天以得天独厚的陶冶和培养。没有高宗李治，就没有武则天。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蒙曼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孟宪实，分别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武则天和唐高宗的真相，都讲到“武则天在生活上是高宗李治的伴侣和姐姐，在政治上是战友和助手”。是“夫妻搭档，亲密战友”等观点，这与我和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赵文润教授2007年4月在乾陵文物保护和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李武是“生活上的情侣，政治上的伙伴”的观点不谋而合。高宗李治并不是“懦弱”、“无能”、“昏庸”，而是一个胆大心细、敢作敢为的贤能君主；他支持重用武则天，绝不是性格软弱和“惧内”，而是知人善任、远见卓识；他以真男儿、大丈夫的情义，倾情爱武则天，用心培养武则天。他们之间的真爱，既是家国的根基，也是他们默契的力量和政治成功的生命。哲人说过，“所谓女性的美德，纯粹是男人的一项最伟大的发明”。在一个男尊女卑笼罩一切的社会机制与氛围中，为男人设计并代代因袭的皇权森严的体制中，皇后与皇帝平起平坐，平等议政、参政、摄政甚至执政，必然要比皇帝更能干、干得更好，才能被男权机制所接纳。武则天之所以被高宗朝野上下所接受和拥戴，除了权力让女人强大的因素，我看主要是她拥有了高宗的培养、提携和对她的依赖。“权”与“情”融合，力大无比。
第八，李治给武则天最宝贵、最重要、最伟大的信赖、支持和成
全。他临终前的政治遗嘱《大帝遗诏》：“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皇太子可与柩前继皇帝位。园林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是非常重要、分量最重的政治遗嘱。这就等于赋予了武则天执掌朝政的大权。这充分说明高宗不大信任太子和宰相，而十分信任武则天。根据“二圣临朝”二十多年的经验，他很佩服武则天治国智慧和能力。他曾说过“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政”（《册服元龟》卷84），因此，让太子继位，让武则天名正言顺地掌舵理政。他这样如此周详、煞费苦心的遗制，以他对武后人格的了解，他坚信最后的权力还会回归到他儿子的手里。这就让武则天以高宗的皇后和中宗太后的身份执掌大唐天下，为后来武则天当皇帝奠定了政治基础。后来的历史的进程，一直沿着高宗遗制的轨迹前进。历史以事实说明，高宗对武则天没有看走眼。高宗李治就这样培养、塑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这应该说是高宗李治丰功伟绩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武则天也没有辜负高宗李治的信赖和期待，把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文化昌盛、人人机会相对平等、比较民主、自由、开放、和谐的大唐盛世，交给李唐的子孙去经营。武则天功德完满、寿终正寝之后，请回归高宗皇后的身份，归葬乾陵，永远伴随高宗，为中国历史树立起一座令世代敬仰、话题无限、哲思深奥的无字碑。
纵观从贞观十一年（637年）李治见武则天“上悦之”，到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崩于洛阳，遗制授权武则天，长达半个多世纪，李治与武则天的情感轨迹和爱情、夫妻、家庭生活的漫长而辉煌的历史，其圣爱情深、志同道合、互相成全对方当皇帝，而且配合默契的力量与信任无间的成功，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们圣爱的价值，一是共同营建、开创了一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大唐帝国；二是实现男女真正平等的政治理想，给历史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平等文化遗产。事实上，两性之间的人格地位差异是社会的产物，是男性法权的产物。只要认真研究、认清这一点，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才有可能形成；三是为中国历史塑造了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女皇，一个常议常新的永久话题；四是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难得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珍贵遗产。在人世关系中最根本的、具有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男人。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一个优秀的女人，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也有一个优秀的男人。不管是宫廷或官场生活中的男性和女性，还是在民间世俗生活中的男性与女性，谁拥有并坚守这种夫妻平等、互敬互爱与和衷共济的圣爱，谁就一定会获得和拥有幸福与成功。这就是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对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和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