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以“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的“国骂”结尾），使得全世界人民对中国女孩都不得不另眼相看。不过，随着革命狂热的逝去，这些当年誓言要“彻底砸烂旧世界”的女红卫兵们，似乎大多向她们当年不遗余力去破除的“四旧”回归，因此她们自己有了女儿后，也和香港、台湾的母亲们一样，一窝蜂地把女儿送去学钢琴、学书法，谆谆教导女儿说话、举止和打扮要端庄得体，要学做“淑女”，也就是要模仿她们当年发誓彻底铲除的“地主、资产阶级臭小姐”的做派。至于自己年轻时所干的那些惊世骇俗的“革命壮举”，则讳莫如深，唯恐女儿去仿效。
既然今天中国妇女的地位，单靠妇女解放运动是创造不出来的，那么就只能说：这种地位是过去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这个过程的全部。如果中国近代以前妇女的实际地位如伊斯兰教社会中的妇女地位那样的话，即使经过国家强力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她们今天的地位依然不可能如此之高。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以往我们对中国妇女过去地位的看法，会不会有差错？如果有差错，真实的情况又是什么？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妇女今天的情况，我们必须重新检视以往对中国妇女的看法，看看这些看法是否符合事实。自五四以来，知识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妇女地位极为低下。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教
育、婚姻等方面乃至在家庭生活中，都处于一种无权或者依附的地位。这种看法成为了今日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一个毋庸讨论的默定共识。然而，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事实来看一看，明清妇女在上述各方面，是否真的处于无权或者依附的地位。按照普遍的看法，明清妇女政治地位低下，这主要表现在她们被剥夺了做官的权利。大致而言，这确实是实情，但也不尽然，因为在清代最后近半个世纪的长时期里，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女性而非男性。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实际上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绝非只是女性。在明清两代，科举是进入官僚机构的正常渠道。按照曼素珊的估计，19世纪初期，中国拥有功名的人数（包括通过捐纳获得功名者）约有120万人，大约相当于全国男性人口总数的5‰。换言之，对于99.5%的男性居民来说，做官的权利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强调妇女在此方面地位低下，并没有太大意义。在经济方面，妇女也并非都是男子的依附者。我曾计算过清代江南一个农家妇女从事纺织的收入，在许多情况下，大约相当于一个男子从事农业的收入。就此而言，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已经取得“半边天”的地位。也正因如此，出现了男子依靠妇女生活的现象。清代上海地方志说当地“民间男子多好游闲，不事生业，其女子独勤苦织紝，篝灯火，至达旦不休，终岁生资，率仰于织作”；“俗多游手，藉妇工苟活”。此外，从《红楼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清代上
层社会的大家庭里，妇女往往是家庭财产的实际管理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种大家庭中，不论男女，都没有完全的和独立的财产权。至于实际支配的财产（即私房），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多（例如王熙凤之与贾琏）。因此说妇女的经济地位一定比男子低下，未必都能成立。说明清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主要是因为她们所受束缚较多（特别是在于异性交往方面和在公共场所）。这虽然是事实，但在许多地方，情况往往并不如此。明末清初江浙小说《照世杯》“走安南玉马换猩绒”说：“就如我们吴越的妇女，终日游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门立户，看戏赴社，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笑过路的美丑，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我们在此实在看不出这些妇女受到多少礼教束缚。至于最为后人诟病的缠足一事，主要限于汉人上中层社会，在广大劳动妇中非常有限。例如在清代山东济宁等地，缠足就很不普遍，“原来济宁妇人，多是不裹足的，一双脚儿，就如尺柜一般”（迷津渡者编次：《锦绣衣》）。在光绪初年，“广州的妇女，大概蛋户和那些仆婢全部是天足，而所谓上等人家才缠足”。而这也并非晚清特有的现象。据吴震方《岭南杂记》，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然，“岭南妇女多不缰足，其或大家富室闺阁则缠之；妇婢俱赤足行市中。亲戚馈遗盘盒，俱妇人担负，至人家则袖中出鞋穿之，出门则脱置袖中。……下等女子缠足，则皆诟厉之，以为良贱之别”
（陈乐素：《相老人八十年之经过谈》）。至于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包括汉军旗人）中，即使上层社会妇女也不缠足。因此对于大多数中国妇女来说，此项迫害并不存在。而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包括汉军旗人）中，即使上层社会妇女也不缠足。因此对于大多数中国妇女来说，此项迫害并不存在。明清妇女受教育的机会确实比男子少。但是在上层社会（例如在《红楼梦》中的贾府）里，妇女受教育依然相当普遍。相反，在下层社会里，即使是男子也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说是男女都同样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在江南等一些地方，到了清代，教育也到了农村妇女中，因此才产生了诸如松江弹词女作家朱素仙那样出身乡农之家并为乡村大众写作的女性作家。朱系乡农女子，在其作品《玉连环》之末，她题诗曰：“词人本是农家子，鄙语芜辞□□□（原缺）。后来倘有希奇事，耕作余暇再及些。”因此，虽然两性在受教育方面确实存在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可能不像一般想象中的那么大。在明清的家庭生活（特别是上中层社会的家庭生活）中，决定各个家庭成员地位的因素很多，除了性别差异外，还有嫡庶差异、辈分差异、与当权者关系的亲疏等。在许多情况下，后面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更大。例如在《红楼梦》中的贾府里，地位最高的是贾母，而非任何一个男性成员。而在贾琏和王熙凤的小家庭中，显然也是阴盛阳衰。此外，在婚外性关系方面，贾府中的男性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