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文献综述（一）
摘要：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当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国开始了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界自80年代末开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之后社会学界的学者陆续将研究的眼光投入到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之中。近十几年来，学者有关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产生了不少有学术价值和有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在此，我对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些论文和专著进行一个比较粗浅的梳理，希望能够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单位制、社会差距 一、研究状况概述：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研究。文献主要关注的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特征的变迁，尤其关注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变，对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原因进行了研究。二是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研究。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分层，转型以来尤其是90年代进入转型加速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社会阶层、社会流动问题日益凸显，学者开始逐渐将眼光集中到这上面，他们将对社会各阶层（包括新旧阶层）的产生原因、如何认识这些社会阶层、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社会流动，纳为研究的一个重点。三是社会组织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单位制”的变迁研究，社会组织在社会转型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单位制”的变迁，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的发生，单位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其将来命运如何，这构成单位研究的主要内容。四是社会差距研究。主要可分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这些社会差距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如何认识这些差距，如何缩减这些差距，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以下的文献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个结构展开叙述的。 二、研究成果介绍： （一）社会转型的含义
文献研究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那么首先要对“社会转型”这个名词进行界定，什么是社会转型呢？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范畴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的解释，是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用。在生物学中，“转型”是指生物物种间的变异。西方社会学家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是社会学者D?哈利生。台湾社会学家范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直接译为“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 ”。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国内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有：
将“社会转型”视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对社会转型最基本特征的概括，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
陆学艺、景天魁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将社会转型定义为“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 刘祖云将社会转型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二是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三是指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 。
吴忠民在陆学艺、刘祖云等人的观点上有所扩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结构性变动和整体性转化。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二是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四是由分化不明显的社会向高度分化的社会转化；五是由宗教准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化 。 以上几种观点基本上是从宏观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来阐述社会转型的定义，将社会转型定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以下几种观点在遵循这点的同时，对社会转型的主体要素进行了补充说明。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中，对社会转型下的定义是：“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
李培林提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把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而且还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他强调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各基本要素的变迁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标志。 孙立平、王汉生等人也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行概括，认为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改革后，社会结构各方面都发生变化，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中国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分化社会转变 。 以上的观点都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转型进行定义，关注的是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此外，还存在一些非主流的观点，认为应把社会转型提升到哲学层面来思考，即认为社会转型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社会转型的主体不是社会结构，而是从事现实历史活动的实践的人；二是应当从历史的积极能动因素—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方面和主体的“能动生活过程”去思考揭示社会转型的本质；三是寻求社会转型的意义应着眼于人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把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中断与历史的上升运动和生活发展观念联系起来 。有的学者还明确提出，社会转型是同人的终极关怀、人的完整性、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相统一的，社会转型本质上应当是以人的价值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多种价值目标共同发展的过程，它应当始终包含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应当把以实现人的各种需要为目的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视为其根本价值 。 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它社会结构层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但是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并非只是中国的特色，许多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中国目前正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有学者将这种结构变迁视为是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即中国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一个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转变 ；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轨同时并进、相互推动，这成为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一大特征。 （二）社会转型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对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作了精辟的揭示，他认为转型社会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异质性，即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二是形式主义，即应然与实然不相吻合；三是重叠性，转型社会是结构分化与不分化、功能的专化与普化相互重叠 。金教授关于转型社会特征的理论不但深刻揭示了社会转型的一般特征，
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 1、社会转型总体概述
关于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效应，国内最早进行阐述的是郑杭生教授，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提出“转型中的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一文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该文指出：“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 ”同时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 针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特点，郑杭生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这两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转型度”是衡量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范畴，反映了社会各方面转型的程度，社会转型度可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 。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广度空前未有、深度史无前例、难度前所未遇、向度十分明确。此外，他认为“社会转型势”是把握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特点的另一种视角，转型势是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社会或社区转型能力、转型态势、转型趋势不平衡的概念工具。根据社会转型势的不同，可以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等三级不同的转型地区：东部地区是转型强势地区，中部是转型中势地区，西部则是转型弱势地区。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各个地区不断的改善、增强和提升自己的强势因素，不断缩小、减弱和清除弱势和中势因素的过程 。
韩庆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文中则将中国的社会转型概括为10个方面：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刘祖云的《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一书，将社会变迁、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视为是对社会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的三个基本范畴。作者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发展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变迁过程，而社会转型则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除了具有渐进性、整体性以及异质性、形式主义、重叠性等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首先体现在社会转型的内容方面：即经济转型要同时完成经济形态的市场化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的双重任务；其次，体现在社会转型动力方面：来自于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启动和双重推动；再次，体现在社会转型进程方面：既遵循了一般规律又考虑了基本国情 。
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除了传统的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这两只手之外，还存在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社会结构转型。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在整个转型时期，结构转型作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以它特有的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这种力量用国家力量和市场调节都是无法概括的。
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不仅包括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更包括社会结构的转换，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社会转型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过渡，具有漫长的特征。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改革以来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社会转型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对未来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会产生影响，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促进中国不断地向现代化社会转变。 2、社会结构的转型
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
其它社会结构层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孙立平、王汉生等将15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一系列重要变迁视为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并认为这种结构变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社会转型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主要体现。孙立平在《改革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一文中，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一个概括的描述与分析。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对几乎全部的重要稀缺资源进行垄断，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谋生和发展的机会以及信息资源。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
在改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出现分化。首先，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范围在缩小、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控制手段的规范性也在加强。其次，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的形成，例如：私营企业主、较有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三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的形成与壮大。第三，社会成为独立的机会来源。改革以来，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并且这种资源的机会的提供和交换，是在市场中进行的。改革中，国家对资源垄断的范围的缩小和力度的减弱，使得一部分资源不同程度的从国家的垄断中游离出来，进入社会或市场。“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弱化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关系。
改革使得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社会正在分化出来，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的同时，同时存在另外一个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的新的结合。这样一个过程典型的体现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上。地方政府在保持与旧企业的联系的同时，开始寻求在新的体制框架中与企业建立新的工作，从而确立在新的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寻求利益的机会。在集体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国家与社会的新的结合表现得比较明显。 改革以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过程与国家同社会的新的结合过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正是这两个过程的结合，构成了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独特的特点。 ⑵家庭、企业组织、社会潜网等基本结构要素的变化
李培林的《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文分析了社会结构转型如何通过家庭、企业组织、社会潜网等基本结构要素影响资源配置，并考察了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可能的逻辑基础 。家庭、企业组织以及由非正式制度构成的“社会潜网”，他们作为资源的基础配置单位或群体生活规范，在市场约束失效或约束弱化的地方发挥着遏制社会行为“负外部效应”的作用。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中的伦理规范，作为竞争主体的企业中的组织制度，以及构成底层生活秩序的社会潜网中的“游戏规则”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在一定前提下都是谋求“协作”的收益、较低交易成本、克服竞争的负面外部效应的有效形式。这种结构力量是在长期群体生活的“过程”中磨合而成的，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可以引导个人的寻利行为朝着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向转化，并在竞争中出现摩擦和冲突时有意义的将其导向妥协或协作，从而在很大一块日常生活领域中代替市场调节或政府干预的角色。 随着现代的发展，法人的成长越来越削弱了自然人对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原来社会缩影在家庭中的那些功能，如生产、分配、消费等等，越来越被公司、学校、银行等法人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