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献学研究的流变与境遇
张昳
2012-12-24 16:32:14 来源：《情报资料工作》2010年02期
【英文标题】Evolution and Condition of Philology in China
(Library of 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526061)
【作者简介】张昳，女，1971年生，广东肇庆学院图书馆馆员。广东肇庆学院肇庆526061
【内容提要】 文章从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角度，就文献学的发展流变及其所依赖的现实境遇作一探讨，以求对文献学研究的深化。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volvement and situation on the research of phil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to deepen the study of philology.
【关 键 词】文献学/西学/流变/境遇philology/west cultures/evolvement/situation
关于文献学的成“学”是学界近百年来讨论不已的话题，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百年文献学的流变及其所依赖的现实语境等问题几乎阙如。而文献学研究又是“所有学科的最底层、最基础的学习，其学术高度也是所有学科的最顶端”。
因此，本文基于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角度，就文献学的发展流变及其所依赖的现实境遇作一探讨，以求对文献学研究的深化。
1 摆脱旧学时期的探索
文献学(Documentation)是以文献为直接研究对象，在文献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经历代学者们归纳、总结、升华而形成的一门独立的学科[1]。在我国古代，文献学是以“校雠学”为名、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的学问。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则被称之为“校雠学家”[2]。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探讨肇始于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文化碰撞，导致文献环境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一批学者广义地提出“文献学”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文献学”一词的当属梁启超。他在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1923年，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中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3]。他认为文献学的考察角度离不开从史学出发对其内容体系进行构建，而各类历史学研究方法也离不开对史料文献的菟集与鉴别、史书真伪之辨析。与他同时代的王国维、陈寅格与李济之等人在治史原则与方法重点上也都强调修史必以原始与最直接的史料文献为本，扩大文献的范围与种类，细心鉴别其真伪。他们认为探索文献史料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对文献的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加深对文学、史学、哲学等著作利用的基础，而对文献的研究也只是为各学科提供一份材料，而非一门独立的学科[3]。
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在其著作《中国文献学概要》中对文献学的概念首次进行了厘定。他指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同时他进一步阐明：
“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而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故结集表也，审订里也，讲习则表里相兼者也”[4]。通过对结集、审订与讲习三者关系的分析描述可以看出，郑鹤声认为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结集、审订和讲习，并且三者缺一不可。该著作由于没有廓清中国文献的结构内涵，有人认为实质上是中国文献的流布史，和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之后的50年该书遭遇学术界长期的冷落。值得注意的是，冷遇背后的主导逻辑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20世纪初叶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矛盾纠结的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传统惰性与西方现代化大趋势的对立冲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极为尖锐地表现出来。虽说“西人”早在汉代就已进入中国，但那时华夏文明的伟大之处表现为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即便是明代的天主教人华，也只是增加中西双方的互通与了解，所谓“以文会友”是宾主分明的。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的文化主体地位并未发生动摇[5]。而20世纪初则不同。中国“大帝国”的意识和文化优越性在残酷的外敌压境的现实面前，被迫承认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所谓西洋“蛮夷”也有其文明，而且这种文明在中西对抗中显然已占据上风。更为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理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衡量学术和思想的标准。与此相映衬的是中国开始有了在纯粹移植“西学”基础上的学科建制雏形。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成立的图书科，九年后发展为独立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便是典型的一例。该校当时所有的课程设置完全是美国的翻版，即使提出的校训——“智慧和服务”也隐约可见基督教的背景。这种学科建制“西化”的特征在机构层面也有所体现。由留美预科学校的清华学堂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在1925年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其体制虽然具有中国传统书院特色，研究内容也偏重于国学，即所谓“整理国故”，但推崇
的却是欧美大学东方学领域盛行的治学精神和“科学方法”[6]。在这样一个连学科建制都完全照搬西学模式的学术环境中，在今天看来属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范畴的目录学、校雠学、包括结集、编纂、审订、讲习的传统学科遭遇冷落是不难理解的。
2 特殊时代背景的沉寂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献学研究经历了萌芽阶段的探索之后，并没有在学术进化史观造设的线性序列上迈出向前发展的一步，而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受特殊的政治环境影响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不必讳言，在文献学研究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是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时期，但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却还可观。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陈彬和、查猛济的《中国书史》、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等，即便是“没有摆脱‘校雠学’之初理论的片面性和迷茫性”[7]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在对文献概念、文献价值和文献学体系的阐释中所展现出的开拓精神依然是值得肯定的。而40至70年代近四十年时间，文献学研究究竟发展了什么？恐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西方“文献工作”概念的引入了。
“文献工作”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05年伦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欧莱特作了一份题为《有关经济资料的情报文献工作的组织管理》的报告。而“文献工作”被公开使用则是在1908年第四次国际书目文献会议上。在当时的西方，“文献工作”和有关文献学研究已经被看做是一个专门的实践。之后的1920年，第一个国家意义的文献联合机构——荷兰文献登记研究所(NIDER)成立，1937年第一届世界文献大会在巴黎召开，会后在原有国际文献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