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用法律来教导民众即可；也不要去伪托所谓“先王”的教诲，民众只要听从官吏的指示就可以了；也不要乐斗好勇，而应该把力气用在为国效力方面。在《五蠹》篇里韩非还提到“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韩非认为如果过于尊崇侠之墨者，是不可能取得国家之治的。法家与墨家之不同道于此可见。
（三）、虽然法家和墨家在具体的治国理论设想方面虽然迥异，但是在对待文艺的态度方面，二者却颇有相同之处，正所谓殊途而同归”。
墨子本人是非常反对所谓“文艺”的。墨子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提倡“兼爱”“非攻”，要求平等地爱一切人，停止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并且要求统治者节用尚贤，在对墨者自身提出严格要求的同时，对统治者也寄予了深切厚望，只可惜由于墨家学说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性（比如一方面提倡平等地“兼爱”“节用”，另一方面却又提倡“尚贤”，使有才能之人获得富贵），使得其治世主张看来颇为理想化近于空想，至于墨家“尚同”“天志”“明鬼”等等主张，则带有更明显的幻想色彩，因之也就难以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得到普遍认可。《庄子天下篇》中评论墨家时就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这一评论精到地点出了墨家学说的局限，墨者们一方面以各种清规戒律自苦，另一方面又要求统治者以身则，天下民众从而师之，这只能是墨
家作为小生产者代表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除了墨者以夕卜，别人根本不可能身体力行之。墨家学说之重要一端即是“节用”，以用为本，不尚靡费。在《墨子辞过》篇中就详细规定了君主和民众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标准，要求人们在住的方面要遵圣王之道，“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在穿衣方面要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在饮食方面只要达到“增气充虚，强体适腹”即可，并在篇末总结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这些主张显示出极大的空想性，其以实用为本的倾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碍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其社会发展目标也不过是止步于解决温饱而已，谈不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是其“以裘褐为衣，以豉蹢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以致于“腓无胧胫无毛”的苦行精神，以及“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奔走天下间，息纷止戈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颇具侠义风范，深为时人所敬仰。墨家思想强调一种实用的倾向，表现在文艺观上即是一种对于超出生存需求以上的礼乐的否定。《史记》中关于墨子的记载甚为简略，仅字。另据《淮南子要略》一文记载，墨子本人也是有过就学于儒者的经历，“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气墨子认为孔子所讲求的那一套繁文礼节，不胜其烦，主张厚葬又劳民伤财，对孔子之道很不以为然。《墨子非乐》篇中曾说过“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墨子认为所
谓的“仁”不在虚文礼饰之间而在于做出对民众有利的事，禁止做对民众有害的事。在墨子看来儒家的繁文礼节显然是无益于民的。从就学于儒者后又背离儒说而自成一家来看，墨子和韩非子是有一点共通之处的。
（四）、墨子和韩非子的文艺观都主张实用主义。墨子认为儒者礼繁，除了劳民伤财之夕卜，无补于事。墨家是主张节用的，与儒者的繁文缛节相比，墨者称得上是奉行适用原则的极简主义者。韩非子和墨子都以实用主义来评判文艺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韩非子可谓墨子的“异代知音”。《外储说左上》中楚王问田鸠墨子提倡身体力行但言多不辩的原因，韩非子借田鸠之口评论说，“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韩非此说确为真知灼见，后世评论墨子之文也多称之以“其言多不辩”。反观《墨子》一书，确实也有明确主张不辩的言论，《修身》篇中说“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以此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认为只会空谈而轻视实践的话，即使说得再好听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多卖力气却又总喜欢自夸功劳的人，必定会不招人喜欢，所以墨子提倡以实用为本、毋饰虚说。
韩非子与墨子在具体的治世主张上互异其趣，是谓“殊途”；在文艺观上，都从实用角度否定文艺的作用，可谓“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