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性-----先秦外交辞令的基本主题
论文摘要：中国外交的起源可以追朔到原始社会末期，从出现部落开始，外交也就产生了。先秦时期的外交辞令是中国古代外交艺术的瑰宝。但无论是春秋行人委婉恭敬的君子风度还是战国策士激扬酣畅的雄辩气势，都没有脱离外交辞令“含蓄性”这一基本主题。先秦时期的外交家们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语言含蓄的魅力。
关键词：外交辞令 含蓄性 《诗经》 寓言 一、春秋外交辞令含蓄性的标志——《诗经》
一般来说，春秋时期的外交辞令，更加工于委婉、尤显含蓄、讲究恭敬。特别是运用吟诵诗经的方式，使这一时期的外交辞令形成了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格。1据劳孝舆《春秋诗话》统计，《左传》中所记录的外交辞令“引诗七十五则”。《诗经》在春秋外交辞令中不仅使用广泛，而且往往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左传·成公二年》中，晋国攻打齐国，宾媚人(国佐) 出使晋国，赂地以求和。晋人提出“必以萧同叔子2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的苛刻无理条件，宾媚人在反驳时就引《诗》中“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和“布政优优，百禄是遒”之句层层递进的来说明晋国所提的要求的不合礼制，最终使“晋人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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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外交辞令探究》王立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萧同叔子：齐侯之母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齐景公和郑简公为救被晋国拘禁的卫献公而一同出使晋国，晋平公设宴招待了两位诸侯。席间，晋侯先赋《诗经·大雅?嘉乐》，诗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之句，以此来赞美齐侯、郑伯具有美好的品德，上受命十天，下降福于民，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此时齐侯的陪同大夫国弱抓住机会，回复了一篇《小雅·蓼萧》，诗中有“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之句，意思是齐侯是为卫侯而来，在这样一个欢乐的气氛中，希望晋侯能有君子风度，像兄弟一样对待各位诸侯。郑简公的陪同大夫子展则心领神会的续吟《郑风·缁衣》，诗中有“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之句，意思是郑伯和齐侯一起来到晋国，希望晋侯能看在齐侯和郑伯的面子上，宽恕卫侯，他们二人将会十分感谢。可晋平公还是不表态。宴会之后，晋平公担心有失盟主的身份，派叔向前往齐侯郑伯处说明拘禁卫献公的理由。国弱听后即吟诵《辔之柔矣》，诗中有“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与不疑。”之句，意思是希望晋侯能够宽赦卫侯的罪过，这样才不失盟长的风范。这时子展也不失时机的赋《郑风?将仲子》，诗中有“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之句，意思是如果晋国不放卫侯，恐怕要惹起众怒，影响晋侯的形象，动摇晋侯的威信。经过几轮拼《诗》，晋侯终于接受请求，释放了卫侯。
众所周知，《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包含了周朝宗庙祭祀的祭词和民间的歌谣。《诗经》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集，他还是周礼的象征。春秋时代，虽然王道渐衰，但礼法信义仍在当时社会起主导作用。各诸侯国为了所以维护原有统治秩序，存亡继绝，必须坚持周礼。所以，外交语言首先要符合“礼”，吟诵《诗经》就成了最好的表达方式。当时上至国君，下至行人都精心研读《诗》，烂熟于胸，吟诵自如。孔子曾说过“不读诗何以言？”在当时，一个人如果不会赋《诗》，不明其意，是会遭到耻笑的。尤其在外交场合，如果不知所赋或是应答有误，轻则受辱，重则遭致国难。《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齐国有个大夫叫庆丰，他为人傲慢无礼从小也不好好学《诗》。有一次，他坐着非常华美的车子到鲁国去访问，鲁国执政大夫叔孙豹请他吃饭，庆丰表现得很不恭敬，于是叔孙豹当着他的面大声朗诵了《诗经·相鼠》，诗中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耻，不死何俟”、“人而无耻，胡不遄死”之句，叔孙豹本是讽刺庆丰的不敬与臭美，哪知庆丰完全不知所赋，更别提赋诗应答，这在当时各诸侯国大夫中被传为笑柄。
赋诗明志，听诗会意，这种独特的外交方式避免了直接的外交冲突，激烈的交锋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既是维护周礼，又是个人修养、能力的体现。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激烈的争端用吟诵《诗经》的方式来解决，为血腥的政治斗争蒙上了一层文质彬彬的温柔色彩，真算是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也深刻的体现了春秋外交辞令含蓄型的特点。
二、战国外交辞令含蓄性的标志——寓言
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经过变法，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在各诸侯国普遍确立。这时已经是礼乐尽废、征战频繁的时代了，孔子有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战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战自诸侯出。”仁义道德这些符合礼制要求的东西在战国已经完全无用武之地。因此，战国时期的外交辞令呈现出与春秋不同的特点，即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活跃在政治外交舞台上的纵横策士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间奔走游说，开创了先秦外交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然而，极具煽动性、功利性的战国外交辞令也不乏含蓄型的内容，这一点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寓言故事。战国时期诞生了很多的寓言、成语，这些精当贴切、生动浅显的寓言故事大多都散见于策士们的说辞中。由鲍延毅主编的《寓言辞典》中统计得出，战国策士寓言使用达“五十余则”。《战国策·齐策二》中记录了《陈轸说昭阳毋攻齐》一篇，昭阳为楚伐魏，得八城，又移兵攻齐。陈轸替齐王前往会见昭阳。在说辞中讲了“画蛇添足”的故事，他用画蛇比喻伐魏，以
添足比喻攻齐，用“为蛇足者，终亡其酒”一针见血的指出昭阳节外生枝，意在自我表现的危险，最终成功使昭阳“解军而去”。
在《战国策·楚策一》中有《江乙对荆宣王》一篇。江乙为魏使于楚，楚王问道：“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如何？”于是江乙就讲了“狐假虎威”这则寓言故事，指出中原各诸侯国真正惧怕的是楚王和他的百万雄狮，而非惧怕昭奚恤。
寓言故事着重在于以此喻彼，含义深刻，耐人寻味；用讲故事的方式往往又比大段大段的说理更深入浅出，因为听者能自己从故事中体会出道理，也就更容易接受。这种表达方式可以避免直言触怒当事者而招祸，又可以将意思表达的淋漓尽致。在含蓄委婉中又不乏强烈的鼓动性。 三、总结
综上，不论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的外交辞令，在体现各自时代特征的同时，都保有外交辞令含蓄性的特点。外交活动上利益的交锋，权利的角逐都是要通过外交语言来表现的。外交事务的牵涉范围极广，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极大，所以外交场合的一言一行都要十分的小心谨慎，委婉相告就比直言进谏安全得多。外交辞令“含蓄性”这一基本主题贯穿整个先秦时期，也奠定了中国外交辞令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