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因为来自国外的许多奏陈已经涉及到宪政体制问题。”作者通过追溯近代以来关于政府官僚体制的种种批评及建议，及与此相联系的政府官僚体制的改革，认为1906年归国后的考察团及此后的官制改革，“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央官制尤其是中央机构领导者如何组织的讨论。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清政府的改革者将框架、甚至一些现代国家的各种要素赠给他们共和国的后继者，而设置各‘部’的中央官僚体系模式即是其中一个鲜明例证。清末的宪政进程被证明是令人沮丧的短命的，但是划分各‘部’模式的建立却延续下来。”(39)显然，从五大臣出洋考察及官制改革的客观实效上看，其论点无疑是正确的。
王晓秋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探讨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意义，认为从蒲安臣使团，到海外游历使，再到五大臣出洋，展示了“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40)
近年来，一些通史著作也加强了对该事件的关注。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纂的《中国近代通史》一书，对该事件着墨不少，通过分析五大臣所上折奏，认为考察团“考察的结果为清政府选择立宪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事实证明，随后的预备立宪正是以日本模式为典范，应该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41)
5.其他方面
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在清末政治改革中意义的研究。尚小明指出：“从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东西洋政治，到1911年‘皇族内阁’设立，清末的筹备立宪，进行了大约六年。”同时，该书着重探讨了留日学生在此次考察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资料搜集翔实，突破了前此研究的范围。此外，该书将参随的姓名、籍贯以及出身以表格形式列出，尚属首次。唯其完整性及某些人是否为参随值得商榷。(42)前引朱金元文认为：“五大臣出洋本身虽非预备立宪，但它对预备立宪产生了直接后果，以后宣布立宪就是根据五大臣的意见办的。”雷俊认为：“清末‘预备立宪’，起于1904年日俄战争前后立宪派和部分官僚的吁请，经过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至1906年9月正式宣布。”张玉法认为：“从一九○五年十二月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到一九○八年九月清廷宣布九年预备立宪，为清政府决定仿行立宪，研究决定实行步骤，国内外联合请愿速开国会时期。”(43)
关于五大臣在政局中的地位及归国后与顽固派的论争。陈之迈认为：“立宪派有民间的和朝中的两派，民间的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朝中的立宪派以考察宪政五大臣载泽等为代表。”(44)马东玉认为五大臣充当了与顽固派“论战中的主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该文提出要加强对该事件及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研究：“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和以后几年进行的立宪活动，应该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大题目，因为它涉及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和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问题。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端，在它行将灭亡的最终时期，却进行了立宪政体的多种改革活动，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45)前引雷俊文认为：“清末‘预备立宪’前后的清廷政争既不是立宪与不立宪之争，更不是满汉之争、权利之争，或新旧之争，而是‘预备立宪’问题的缓急之争，其中心点即为责任内阁制，围绕这一问题，官僚立宪派之间展开了对立宪领导权的争夺。
斗争结果，急进派获取了立宪领导地位，从而使清末宪政运动开始以较快的步骤向前发展。”
关于吴樾炸弹案意义的探讨。李云汉从吴樾所遗著作入手，探讨该暗杀事件的深刻社会意义，称其“不是一件寻常的暗杀事件，而是代表着‘暗杀时代’的信号，也是对清廷宣称准备立宪的不信任，更是对清政府重臣大吏的严重警告”。(46)
关于张之洞与此次考察团的派出。李细珠通过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档案，从筹措经费、选派湖北官员随同考察等方面论析了张之洞对此次考察团的态度，认为张之洞对此次考察团的派出是积极支持的。(47)
此外，安宝通过比较五大臣与日本岩仓使节团出访时国内国际背景的差异、对西方的认知差异、对两国影响与作用等三方面内容，着重探讨了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不足及缺陷，作者对五大臣出洋考察基本持否定态度。(48)杨柳春探讨了革命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反对，通过重点分析《民报》的言论，认为五大臣第二次出洋后，“革命党在理论上全面否定了清廷实行立宪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形成反对清廷立宪的第一个舆论高潮”。(49)
四、研究展望
通过对以往研究史的回顾，我们发现，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者从简单描述到通过多个视角探讨该事件的原委及其价值意义，研究视野逐步开阔，资料开发逐步深化，
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以往不少研究概括评价有余，史实分析不足，使人感到某些结论有空中楼阁之感，该项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都可以进一步发掘。宏观上说，笔者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研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分两个层次对该事件进行探讨。首先，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一个动态过程，属于事件史的范畴，需要我们通过史料的挖掘，尽可能详尽地展示其来龙去脉；其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此次考察发生于纷繁芜杂、极其动荡的时代，清政府统治危机四伏、立宪呼声甚高、革命派势力与日俱增，其引发的广泛社会关注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符号意义。由此，该事件为我们认识清末社会上三种政治势力的关系及演化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同时，五大臣出洋考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其产生是新政改革运动深化的产物，同时该事件又影响了新政改革运动的进程，二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第二，从清政府的角度探讨五大臣出洋考察。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举措，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对清政府本身有所忽视，而将此次考察团的派出归结于外界的推动力。实际上，清政府此举亦具有增强政府控制力及统治合法性、争取社会舆论的意图，表现出谋求改革的主动性。但是，在考察团考察期间，清政府又屡以考察未了为借口，因循拖沓各项改革的进程，考察团本身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就当时社会舆论而言，对考察团及清政府都有一个明显的从热情歌颂到批判揭露的过程。那么，清政府在改革中为何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其对政治改革究竟是什么态度？需要我们深入探究。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当集中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深入细致的全方位描述。以往研究涉及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