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主体关系包括市场竞争主体间的关系和市场经营主体与投资主体、消费主体之间的关系。
就市场竞争主体而言，有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或中资、外商独资、中外合营、中外合作企业之分，经济法要赋予这些竞争者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与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论该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或资金来源情况如何。但不同于民商法的抽象平等性，经济法通过对不同类型市场主体的具体规定，从社会整体的高度实现实际经济关系中的平等，这也可以说是公正、平等理念由私法到社会法的一种深化。
平等的自由竞争本身并不必然具备持续性，自由竞争残酷的优胜劣汰法则会促使经营主体为了生存采取违背商业道德的过度竞争行为，或导致企业通过联合兼并产生强大的垄断势力而反过来限制竞争，这些正是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分别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为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
除了因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垄断外，还有自然垄断形式、行政垄断问题也是经济法关注的对象。尤其在我国，这两种“非竞争性”的垄断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它们所导致的经济环境不平衡和谐，除了损害市场竞争主体利益外更会损害以市场消费主体为首的其他经济主体利益。自然垄断行业一般属于公用事业，其存在往往具有一定经济和政策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失去必要的约束就会极大损害市场消费主体的利益，而行政垄断则是我国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遗毒，不但损害其他地区、部门经营主体的利益，更损害消费者和外国经营者的利益。我国这些年来长盛不衰的“铁老大”现象、电信行业暴利、地区之间的商贸封锁战就是最好的佐证。我国经济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制明显还不到位，有损于平衡和谐环境在竞争领域的建立。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的经营人员和证券交易人员相对于一般投资主体具有优势地位，容易通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手段侵害投资人的利益；生产者、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处于经济强势地位，也容易通过故意增加对方义务并减轻己方责任的方式侵害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证券法等恰恰就是经济法为防止上述情况出现，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体现。 3、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政府是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上的代表人，而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身兼公共管理者与国有资产所有者两重身份。一方面，政府作为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主体之一要按照客观规律对经济进行管理、干预和协调，且这种管理、干预和协调必须依法进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一分子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为市场行为时，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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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接受法律的约束。政府在其中既是经济规律的认识主体，又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主体，从而构成了传统经济法的两大基本内容：政府规制经济之法和规制政府经济行为之法。
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政府对经济进行管理、干预和协调的职能，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的分配职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同样具有这种分配职能。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关系，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无法回避并且在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界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重大课题。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各有不同，但在强调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依法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这一点上显然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
而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这种平衡和谐一方面要防止某些政府部门或其代表不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假借国家、社会的名义行维护局部私利之实，利用公权力非法干预市场调节机制，从而影响了整体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因市场机制自身缺陷而带来的私权利滥用（不正当竞争）和扩张（垄断）、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市场调节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相互争权的关系，两者实际上能够相互弥补对方力量之不足而形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合力，这种合力的产生是两个主体平衡和谐地调整经济生活的必然结果。近一百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两个主体间能找到适应当时情况的平衡点则经济发展就比较顺利，如果两个主体的平衡和谐被打破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危机。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中间层的出现，也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还不仅仅限于政府和市场，第三部门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将会发挥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些组织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等特点，能够缓和二者的直接冲突，填补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中的空白。（注3）所以发展中的经济法所面临的不再单单是营造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和谐，而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者间的平衡和谐。 4、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交互作用的增强，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及人类社会自身内部协调的一种最终结果。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和超国家组织的出现，使得过去的自然环境限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阻隔开始消融。一国的国内经济不再是个孤立成长的小岛，而是在世界经济这片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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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存的，从而产生了内外市场相互协调的客观需要。
当传统市场超越一国国界形成全球统一的大市场时，不同地区行业间的差距给市场主体带来了可能追求更高利润率的诱惑。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风险，超越了国界也就意味着失去本国政府的经济庇护，而面临所在国为保护所在国行业利益而采取的打压政策所带来的损害。一国为保护本国行业而采取的手段就本国市场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于世界市场而言却可能是无理的、狭隘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利益，WTO及其相关规则才应运而生，而WTO规则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无数次的谈判、妥协、争论与修改。也正是因为如此，WTO规则才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权威法则，是各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法则。
但国内外市场的协调仅仅通过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因为WTO协定本身并不能自动执行，还需要转化为相应的国内立法。国内专门的针对性立法重要性便突出起来，这种立法不仅要保护国内市场主体的利益，也要照顾国外投资者、经营者的利益，以改变过去那种单纯靠国际市场机制或者国内市场机制分别调节的不和谐模式。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之风已经无法逆转。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要想在国际市场赢得更多的利益，利用国际市场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抛弃我国某些部门、行业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垄断思想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并树立起国际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而此种向国际观、大局观意识的转变就是管理者要依照经济法治的思维来分析和解决我们在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务必使调节经济的手段与方式符合WTO规则要求，务必使中国的经济法制与国际接轨，务必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形成和谐的统一。总之将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原则纳入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法自身发展之必然。
当然，仅仅说让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接轨就能达到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政府传统行政权力在市场领域的涉入将受到国际规则的限制，维护国内市场的稳定与安全之重任，只能托付给完备协调的国内经济法制进行。在国内市场会出现的垄断、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在国际大市场上因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异同样会出现，而且可能更加严重，从而对国内经济施加不良影响。我国按照国际市场规则的要求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后，这个问题将更加突出，需要经济法参与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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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之理。价值规律由对经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之微观作用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宏观调节和配置，顺利完成经济资源的初次分配，市场规制法在其中发挥着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国家超越整个社会的优势地位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国家社会自觉调整之理。国家根据市场经济自发分配资源后产生的不公平倾向，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进行再次资源分配和调整，宏观调控法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与市场如何协调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注4）还有进一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世纪的阿奎纳认为：“正义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种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们的地位而将不同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人’??在分配正义中，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愈突出愈显要，那么他从共同财产中亦将得到愈多的东西。”这种按人们地位来分配经济资源的思想是封建社会的分配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该原则为按资本分配原则所取代。从“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资分配较按地位分配无疑是人类社会分配原则的一大进步。但按资分配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出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所要树立的平等观念的一种讽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不仅在道义上对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与危害，并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意义和途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都直接源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因为单靠市场这一只无形之手是无法实现将稀缺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经济资源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资所有制最终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我国目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制度并存。这样一种复合的分配制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这种分配制度也正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体现。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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