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总裁在企业管理方面学习之后，总结出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锡恩高管也有很多收获。这些总结性资料，目前已经汇集，在相关人员中被传阅。锡恩带领中国企业总裁亲赴丰田学习的收获，正在不断让更多人受益。 （锡恩媒介 供稿）
图为丰田生产车间歧阜车体的看板
总裁访谈
姜汝祥博士访谈录（节选）
建国60周年：中国企业尚需文化启蒙
中国企业执行第一人——姜汝祥博士 授课费比哈佛还高的专家，美国《财富》杂志唯一特约中国战略专家撰稿人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却不是一个制造强国。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60年，就是中国制造业成长的60年。毕竟，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制造业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然而，在机会主义的驱动下，这60年的粗放式发展与积累，带来的更多的是企业规模上的胜利。在更为重要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持续性基因的层面上，却不容乐观。中国制造型企业普遍面对着“长不大”、“活多久”的烦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姜博士认为，中国企业虽然经历了市场经济60年的洗礼，但仍然需要文化上的启蒙。
问：自建国60年以来，您认为目前中国企业最大的软肋在哪里？
姜博士：当我们回顾建国这60年中国企业的征程时，我们必须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未来，中国企业家应该如何建立可以成就世界级公司的中国式管理模式。正是出于这个意义，目前学术界、实践界都非常关注海尔、联想这些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是中国一流的企业，它
们应该、也必须成为未来管理模式探索的先锋。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其自身也是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
然而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企业没有榜样。我们怕的不是犯错误，而是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学。这正是目前中国企业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徘徊，整体性陷入困局的原因。
一家企业能不能获得持续性的发展，“飞得高”，“飞得远”，关键看它是否具备自成系统的高效管理模式。而管理模式的核心是文化基础。没有强大的文化来提供内在的持续性动力，企业是不可能做强、做大的。
我们可以从更大的背景、更长的周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强大，背后是这个国家文化的强大。欧美的文化是天主教传统，天主教文化追求规则、追求精益求精，这就造就了德系企业的强大。现在看来，印度的企业发展得也很不错，那是因为背后由印度教和印度殖民地文化的文化合力在起作用。反过来我们看，没有什么文化基础的中东，就没有什么强大的企业。
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国家的增长模式是一个道理。美国的管理是法治化模式，日本的管理是精益模式。而中国没有什么既定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百花齐放并不是一件好事，中国企业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必须找到能够支撑自身管理模式的“根”，即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也就是中国的儒家传统与文化。
问：中国企业欠缺的是一种模式。那么。目前有没有这样一家公司，它是现今管理制度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可以供我们学习？
姜博士：在业内，我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企业的正规化、持续化和国际化，所采取的形式就是西方的管理制度。西化是中国管理实践这么多年一致的选择，但是反思中国企业发展的现状，并没有达到西化的预期效果。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向西方管理实践学习了几十年，还没有走向真正的强大，还依然没有实现世界500强的梦想？这背后是一定有原因的。
这两年国学的流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传统的回归。中国的管理实践，也必须回归到传统的层面，对接传统。这时候我们发现有一家公司做得非常出色。这家公司是丰田，丰田是亚洲唯一一家向世界输出管理模式的公司。丰田的管理模式，是日本文化同西方管理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我从去年就开始研究，锡恩公司带着企业家去丰田考察、学习。我们把丰田模式归结为“东西方模式”。所以，我们在学习丰田的时候，不仅仅是学习丰田先进的管理技术，更重
要的是探索丰田是如何构建管理模式的，是如何把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引进东方的，是如何成就一个伟大企业的百年基业的。
问：锡恩作为中国咨询行业的一匹黑马，是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建立它们的百年基业的？
姜博士：这正是我最近在理论上的一个思考。在锡恩的理论结构中，会形成一套帮助企业建立百年基业的体系。在这套体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丰田模式，丰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板。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传统，对接传统。我们接下来会研究梁漱溟、胡适、陶行知的思想。坚定地走文化启蒙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既要继承，也要超越。所谓继承，就是要延续梁漱溟、胡适、陶行知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都不是反传统的。而超越就是去接轨产权理论、商品经济等等。这是当时那个时代所不具备的理论和基础。
我们会开设国学班的课程。内容上，第一，讲国学，引领中国企业家走进国学的殿堂，重拾《论语》、《孟子》等传统价值。第二讲西化，比如正宗的产权理论。第三，我们把这两部分内容打通，讲中西结合，以丰田为样板，寻找基于中国文化与西方管理制度的中国式管理模式。
问：大张旗鼓地提倡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价值在哪里呢？
姜博士：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给予我们时代以方向。现在中国的管理没有方向，如同迷途的羔羊。中国管理在以西方为标杆，经过几十年的西化实践和探索之后，我们发现，这条路走不通，或者可以说走这条路的成本太高。
那么，应该如何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还必须考虑社会的接受度。如果人们不接受你的理念，那么无论你的理念多么正确，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不是革命，不是颠覆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
中国制造经过60年的征程，中国管理经过60年的积累，是时候进入另一个阶段、另一个时代了。中国需要、也必须完成这个转型，从而成就一批世界一流的公司，并成功的向世界输出中国式管理模式。（锡恩媒介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