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需解决的三个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精神。在2013年，新一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扎实推进，“下了不少的力气”，“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2014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成就是显著的，但问题也是凸现的。“在推进简政放权当中，也确实遇到了像避重就轻、中间梗阻、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等问题”。因此，怎样将简政放权真正地落到实处自然成为社会集中关注的焦点。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怎样“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将简政放权继续推进下去，必然成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讲过，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主要革自己的命。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再次明确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改革和革命，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形式，其实质都是利益关系变化产生的客观要求，是新与旧的矛盾
和斗争。所不同的是改革是以一种渐变的方式，革命则是以一种突变的方式;改革是在对旧有利益关系扬弃的基础上建构新型利益关系;革命则是以剥夺旧事物为新事物发展创造空间。现在，性质程度不同的改革和革命共存于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
要将简政放权这场“政府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进一步明确简政放权的新愿景
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首要问题是明确目标。 好的目标可以动员力量、凝聚共识、克服阻力、顺利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为此，要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行政体制。这个目标虽然明确，但比较宏观和抽象，要把它和行政体制改革某一具体过程和行动相连接，还需要再做一些细致的理论工作。
现在，人们通常用愿景一词来表述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首次将愿景作为新词汇收录，定义为:所向往的前景。20世纪90年代，“愿景”特别是“共同愿景”在企业管理中盛行一时，即由组织领导和成员所制订，借由团队讨论，获得组织一致的共识，形成大家愿意全力以赴的未来方向。共同愿景是对组织前景和发展方向的一种高度概括，是对组织发展理想状况的具体化描述，是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感召的力量。“当人们真正共有愿景时，这个共同的愿望会紧紧将他们结合起来。”“在人类群体活动中，很少有像共同愿景能激发出这样强大的力量。”
借用愿景所能激发的强大力量，大力推动继续简政放权的改革进程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什么是简政放权?政者，“众人之事也”，也就是所谓的公共事务;“权”则是掌握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支配性作用。简政是实质，放权则是简政的具体体现。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谁”来掌握和管理公共事务，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和体制建构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简政放权可以说是贯穿各个发展阶段的一条主线，也可以说是党和政府积极适应历史条件变化的一种行动自觉。2013年再次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程，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的基础
上进行的”。
30多年的简政放权历程，具有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性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简政也好，放权也好，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推进的，集中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解决两个关系的实质或者说核心问题，是增强企业的活力。而要增强企业活力，必须要解决企业能作为经济主体自主经营的问题，要解决企业职工的活力问题。90年代以后，简政放权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因为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就必然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政府和市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如何在社会经济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掌握和管理上合理地分配权力。这时的简政放权与之前相比已经出现了本质上的不同，即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核心问题是权力重新配置。一旦涉及权力的重新配置，这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要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要解决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问题，要把过去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权力“放”出来，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所以，90年代后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体现在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撤并上，政府基本上放弃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和行业管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必须“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就是这一特定时期发展的历史规定性。十八大明确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