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附观点案例版)

2026/4/27 19:51:45

断定,那些印象是直接由对象发生的,还是被心灵的创造能力所产生,还是由我们的造物主那里得来的。” 休谟认为他的怀疑论不同于皮罗的“极端怀疑论”,而是一种“温和怀疑论”,即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怀疑只是追求确定知识的手段。他的怀疑仅限于思辨领域,在实践中仍然相信健全的常识。

观点6 皮亚杰论认识的本质

任何关于认识发展的研究,凡追溯到其根源的(暂不论它的生物前提),都会有助于对认识最初是如何发展的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如果局限于对这个问题的古典论述,人们就只能问:是否所有的认识信息都来源于客体.以致如传统经验主义所假定的那样,主体是受教于在他以外之物的;或者相反,是否如各式各样的先验主义或天赋论所坚持的那样,主体一开始就具有一些内部生成的结构,并把这些结构强加于客体。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在这样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思想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多少种看法),似乎还是存在着一个为大家承认的一些认识论理论所共有的公设,即假定:在所有认识水平上,都存在着一个在不同程度上知道自己的能力(即使这些能力被归结为只是对客体的知觉)的主体;存在着对主体而言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即使这些客体被归结为“现象”);而首先是存在着在主体到客体、客体到主体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的一些中介物(知觉或概念)。

然而心理发生学分析的初步结果,似乎是与上述这些假定相矛盾的。一方面,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但这是由于主客体之间的完全没有分化,而不是由于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互相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一开始起中介作用的并不是知觉,有如唯理论者太轻率地向经验主义所作的让步那样,而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知觉确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知觉是部分地依赖于整个活动的,一些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很原始的知觉机制(如米肖特的“隧道效应”)也只是在客体建构的某种水平上才形成的。用一般的方式,每一种知觉都会赋予被知觉到的要素以一些同活动有联系的意义(布鲁纳就在这方面说到“自居作用”,见《研究报告》,第六卷第一章),所以我们的研究需要从活动开始。我们将区分出活动的先后两个相继的时期:在全部言语或者全部表象性概念以前的感知运动活动时期以及由言语和表象性概念这些新特性所形成的活动的时期,这些活动在这时发生了对动作的结果、意图和机制的有意识的觉知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发生了从动作转变到概念化思维的问题。

案例1 四月桃花

817年,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游览江西庐山时,写下一首著名的诗《大林寺桃花》。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宋代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沈括看到这首诗,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讥讽的口吻评论说:“既然‘四月芳菲尽’了,怎么会‘桃花始盛开’呢?大诗人也会写出这样自相矛盾的句子,可谓‘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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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虑,必有一失’呀!”后来,有一年春夏之交的季节,沈括去游山,见到了白居易诗中所描写的景象:四月的天气,山下众花已经凋谢,而山顶上却是桃花红艳,一片灿烂。沈括猛然想起白居易的诗来,才领悟到自己错怪了大诗人,也从中发现了海拔高度对季节的影响:由于山上气温低,春季的到来也就晚于山下。沈括又仔细地读了白居易的这首诗,才发现这首诗的前面有一篇序。序中写道:“(大林寺) 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月 (即四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花),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 白居易的这篇序特地对为什么在人间四月众花已凋的时候大林寺桃花却“始盛开”的原因进行了说明。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根据高山气温垂直分布的规律,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便降低0.6℃。白居易诗中所描写的大林寺位于庐山香炉峰顶,海拔约1 200米,比平地气温约低7 ℃左右。因此,在农历四月上旬, 当庐山脚下的江西九江市已是“芳菲尽”的时候,山顶上的大林寺却是桃花盛开,一片春色。

无独有偶,冯梦龙的小说《警世通言》中,也有一则《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据说,苏东坡去拜访宰相王安石,恰逢王不在。苏东坡看见书桌上有一纸咏菊的诗稿,只写了两句:“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才高气傲的苏学士心想,这老夫子大概糊涂了,菊花最能耐寒傲霜,如何秋风一吹便落呢?于是提笔顺口续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不久,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心情不快,到了当年九月重阳,一夜秋风刚过,苏东坡邀友赏菊。走进花园一看,只见花瓣纷落,铺金满地。这时,他才猛然省悟,原来真有“吹落黄花满地金”的事。

案例2 天花与牛痘

人类对天花的认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随着人类与天花作斗争的实践不断发展,人类对于天花的认识也月越来越深入。

天花——人类的噩梦。

天花作为一种恶性传染病,是最早被人类记载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早在3 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就曾留下了天花流行的痕迹。在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考古学家在其脸部找到了有天花的印记,通过考古学和病理学的研究,证明了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一个天花病例。

在人类历史上,天花的大规模流行常常伴随着战争而来,但天花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远远超过了战争。165年,一场可怕的瘟疫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它整整肆虐了15年,杀死了意大利全国人口的1/3。那些在瘟疫中幸存的人不是眼睛瞎了,就是面部严重变形。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A中突然爆发了天花,诺曼人的首领只好下令将所有的病人统统杀死。11世纪,罗马教皇组织十字军远征,也是这种可怕的传染病致使十字军几乎全军覆没。1519年,当西班牙军队入侵美洲时,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枪炮,更带去了天花这种秘密武器。结果,美洲土著人认为这是神的意志,是神站在了入侵者的一方,因此他们放弃了抵抗。

天花在中世纪的欧洲也留下了阴影。18世纪时,天花在欧洲流行了数十年,导致6 000万人的死亡。在当时,欧洲幸存下来的人中平均每5人就有一位是“麻脸”。不仅是平民,许多皇族权贵人物也逃不过天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经得到了一枚非常名贵的钻石,名为“蓝色希望”,路易十四只戴了一次,不久后便得天花身亡,这枚名贵的钻石从此也成了邪恶的代名词,以至于以后无人再敢去碰它。在那个时期,英国、俄国、德国的几位国王也都死于天花。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天花的数次大流行夺去了欧洲3亿人的生命,而20世纪所有的大战死亡人数最多几千万,还不及因患天花死亡人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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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始于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天花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的战争中由俘虏带来的,所以当时被称作“虏疮”。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明代以后,由于交通发达,人员往来频繁,天花的流行范围更广。满族人入关之前,因为没有受过天花的侵袭,不具有免疫力,以至于他们因为害怕得上这种病而不敢出征。据史料记载,清朝的顺治皇帝和同治皇帝都是死于天花。

案例3 勾股定理的由来

平面几何中著名的勾股定理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得从“5、12、13”这两组数字说起。 在很早的时候,埃及人就利用尼罗河水来进行人工灌溉,这就需要修建水渠、水池和堤坝等工程。同时,由于尼罗河经常泛滥,住在尼罗河两岸的古埃及人不得不在洪水之后又重新划分土地。测量土地的需要导致了几何学的产生。古埃及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现,如果按照边长为3:4:5的比例画一个三角形,那么与边长5相对的角是直角。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已知的道理在地面上画直角三角形的。从表面上看,古埃及人已经学会画直角三角形,但是他们对直角三角形的理解却是零散、孤立和粗浅的。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人们在认识直角三角形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继古埃及人之后,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古巴比伦也有一个类似的直角三角形画法,但其边长的比例是5:12:13,与“13”相对的角是直角。毕达哥拉斯借助于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运用自己的头脑对这些素材进行了分析、对比和提炼,终于找出了规律性的东西:夹直角的两边的长度的平方和与对着直角一边的平方恰好相等。用公式表示,即A2+b2=c2,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勾股定理。因为是毕达哥拉斯总结出来的,所以也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

实际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略早于毕达哥拉斯的时候,就从劳动实践中认识到了勾股定理的规律,并有所总结,只是没有形成抽象的表达形式。

案例4 苯环结构的发现

科学发现不仅仅是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的过程,也是科学家思维创造的过程,要受到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分子环状结构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864年的冬天,凯库勒在比利时的根特大学任教。这时他正在研究苯分子的结构问题,但进展很慢,几子陷入了困境。一天晚上,他在书房中打起了吐睡,眼前出现了旋转的碳原子。在梦中,碳原子的长链像蛇一样盘绕卷曲,忽然看到一条蛇抓住了自己的尾巴,并旋转不停。凯库勒像触电般地猛醒过来,并由此联想到了苯分子的结构,提出了苯环结构假说。后来,凯库勒在1890年的讲演中描述道:“我坐下来写我的教科书,但工作没有进展,我的思想开小差了。我把椅子转向炉火,打起了瞌睡。原子又在我眼前跳跃起来,这时较小的基团谦逊地退到后面。我的思想因这类幻觉的不断出现变得更敏锐了,现在能分辨出多种形状的大结构,也能分辨出有时紧密地靠近在一起的长行分子,他们盘绕,旋转,像蛇一样运动着。看,有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个形状虚幻的在我的眼前旋转着。像是电光一闪,我醒了,??我花了这一夜的其余时间,做出了这个假想。”对于他的发现,凯库勒说:“我们应该会做梦!??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真理,??但不要在清醒的理智检验之前,就宣布我们的梦。”

案例5 昂贵的旧石板

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南唐时,江宁府(今天的南京市) 已是客商云集的繁华京畿之地。一天,一个来自西域的胡商在漫步郊外时看见一户农家门前有块石板,这块石板是个浑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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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圆盘,胡商开了很高的价钱想买下它。农夫见这个胡商衣着雍容华贵,头戴一顶镶嵌着五光十色宝石的帽子,面貌白皙、鼻梁高耸、瞳仁碧蓝,显然是个外族人,于是顿生戒心,说这石板是他家的传家宝,不卖!那个胡商只好悻悻地走了。实际上,这块石板并非农夫的传家宝,而是他在耕田时偶然发现的,由于觉得这块石板还有些用场,农夫就从泥中把它抠出来搬回了家,用几块砖头支在门前当饭桌用。当农夫见胡商竟然肯出十两银子买这块石板时,就暗自思忖,既然这个胡商肯出十两银子,想必这玩意儿会值更多的钱,于是就不肯轻易出手了。胡商走后,农夫立即和妻儿将这块石板抬进院子支起来。除了继续用它当饭桌,农夫再也想不出可以有其他的用场。

第二天,胡商又登门来商议购买这块石板,农夫开价要一斗黄金或一升珠宝才肯出卖。虽然胡商没有想到农夫会如此抬高价格,但他还是答应了,只是要回去筹措这笔钱。胡商走后,农夫非常高兴,终于要发大财了。他赶紧把石板从院子抬进了屋里,点起灯盏连夜清洗石板上的泥迹油污,并且很起劲地用沙石把石板打磨得非常光溜。他考虑等明天胡商来时,可以将这块打磨一新的石板的价钱再抬高一倍。

第三天,那个胡商果然带着许多珠宝又来了。农夫抬出石板想要向他索要更高的价钱,但还没等他开口,胡商便大叫可惜。原来,这块石板是一个天然日晷,石板上原来排列着十二个小孔,分别表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每交一个时辰,小孔里就会爬出一只红蜘蛛在孔周围布一个六角形的网,到了下一个时辰,另一个红蜘蛛也会从下一个小孔出来布同样的网,然后上一个时辰的蛛网就会自动消失。如此交替进行,人们就会准确无误地判断出现在是几时几刻。普通的日晷只能以太阳光的投影来判断时刻,而这个天然日晷无论天晴下雨、白天黑夜都能使用,这就是它的奇妙之处。但现在石板已经磨损,再也不会有红蜘蛛出来布网了,石板也就一文不值了。农夫听完胡商的解释,叹息不已,后悔莫及。

观点案例点评:

对于认识的本质,在哲学史上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专题列举了西方哲学史上几种著名的观点。观点1中,柏拉图认为知识为人先天固有,对外界的感受只是起到促进知识回忆的作用,外界并不是知识的来源。这样,在柏拉图看来,认识就是回忆人先天就具有的知识。观点2中,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感觉比作蜡块,把作为事物的本质的形式比作金属的图纹,就像只有金属的图纹作用于蜡块,蜡块上才会产生印记一样,只有外界事物的形式作用于人的灵魂,人才会产生知识。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不完全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事物,但他肯定了认识来源于外界。经验论是哲学认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案例3介绍了英国经验论哲学家约翰·洛克的“白板说”。洛克反对当时盛行的天赋观念论,把人的心灵比作上面没有任何东西的白板,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印象,认为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正是经验在心灵的白板上留下了痕迹。洛克的白板说在哲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观点4介绍了法国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唯理论与经验论相对立,笛卡儿是唯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笛卡儿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把“清楚明白”、“普遍必然”作为知识的衡量标准,认为从经验得来的观念不符合这一要求,只有来自于理性自身的才是真正的知识,所以知识的来源是人先天就有的天赋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双方的观点各有长短,于是怀疑论出现了。观点5介绍了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怀疑论观点。休谟认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争论不休,其根源在于它们都想超出人类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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