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写入第一部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间，国务院陆续修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八章“科学技术奖励”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于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公民、组织，给予奖励”，又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科技奖励的法律地位，推动了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法制化建设。
“我们要建立法制化国家，首先就要依法办事。另外，
一项制度的建立总是有其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制度也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或者被更科学的制度所取代。但现有条件下，完全取消国家奖项似乎不太现实。”
曾担任过多届全军科技奖评审专家、现任中国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尹卓少将，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科技奖励有存在的必要，对科技奖励要作历史性的评价。”他强调说，“这一体制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提振科技人员的信心、科技地位的不断提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任何机制都有从生到死的过程，科技奖励也是这样，不是说机制已经腐化，而是已经过了30年，现在已经开始到了死亡期了。现在我们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30年前的科技评价、奖励机制已经在约束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制约了科技事业的发展。这就好比一个大人穿了一件孩提时的衣服。并不是说我们当初设计的这个机制是错误的，但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科技评价机制和奖励机制。所以奖励机制还要有，这是个导引性的，让全国人民不要忘记科技对生产力作出的贡献。”
尹卓认为，“奖励机制是评价体系中最突出的部分，实
际上对科技工作起了一个指挥棒的作用，起了一个战略引导的作用。之所以现在被广泛关注，就是它的引导作用。”在他看来，“科技奖励这个评价体系过于量化和物化。整个科技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形成了‘癌变’。如果再不处理，我们下一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一定会被这个东西给扼杀，影响非常之大、非常之深远。”所以，国家奖如何定位、奖励的目的是什么、奖什么、如何奖？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教授认为，“科技奖励作为激励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我国科技发展起到了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