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上下）
经济学篇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常态”
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常态”，其突出表征为经济增长减速换挡，经济发展方式转向质量与效率型，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稳定内需的主体，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中小企业和新业态成为增长新亮点。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位，不同的学者提出各自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适应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抓住时机，坚定不移的推进结构改革，使我们经济的内在活力、经济增长的潜力进一步得以焕发，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健康、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新常态下必须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三项关键任务，发挥好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改革激发新活
力，开放释放新推力，创新重塑新动力，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是实现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
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并不对称
人的城市化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空间较改革开放之初扩大了两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3.7%。但是，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并不对称，有些城市的快速扩张甚至带来了“城中村”和“城市贫民区”问题。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程度？如何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离发达国家70%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差距。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造成失地农民的数量大增，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中国城镇化还遭遇诸多困扰，对城市居民而言，“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困扰多多，对农民而言，“被上楼”、“半城市化”等问题也仍待解决。人的城市化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
收入分配改革有望真正破局
实现社会共享财富分配途径
收入分配改革已历经十余年时间，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细则分批出台，人们关注收入改革如何在现实中落地。有的学者认为，初次分配环节的改革不仅要涉及到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还要涉及到劳资关系、劳工成本与就业问题，它必然要触动30多年来已经形成甚至相对固化的既有利益格局。过去十年来我国整个财富分配格局并非一成不变。GDP这块蛋糕主要划分为三块，一块是资本
所得，一块是劳动所得，一块是国家所得即税收。过去十多年，国家税收提升得比较快，劳动报酬提升方面相当滞后，不仅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缓慢，而且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也已经多年未见调整，这就是大多数人感觉不到收入分配改革成效的原因所在。目前借助于反腐的势头，把高管薪酬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时机抓得是比较好的。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推进，有的学者认为，首先要坚持利益分配适度均衡原则，其次是要积极稳妥推进，三是要打好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同步调整的组合拳。初次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在提低限高，再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在于用更大力度促进公平，第三次分配则要对慈善公益事业形成有力的激励机制，这是促进社会财富在自愿基础上实现社会共享的财富分配途径。
混合所有制并非中国所特有
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分类实施
国企改革的焦点集中在界定国企功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内部改革、完善监管体制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对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界争议较大，一些人认为这是否会迎来新一波“私有化”。有的学者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相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并非中国所特有，混合所有制是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可以也应当借鉴。有学者认为，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将会出现混合所有制改制的高潮，出现民营经济组团与国有企业相融合的现象；国有企业将退出一部分竞争领域，转型升级到产业链更高的层次去。也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实行政企分开；二是有利于激活国有资本活力，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三是有利于企业走出国门，按国际规则开拓海外资源和产品市场。有的学者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分类实施，以竞争与非竞争性质作为分类的基本原则，将现在的国有企业分为公益、保障、竞争三类。在竞争领域，国家没有必要去经营实体企业，还要承担竞争风险。
但国有资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股竞争性企业，从中获得的红利用于国计民生。在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并不应该从所有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社会学篇
八项规定减轻了社会治理压力
教育活动提升了社会整合能力
有学者指出，“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官场立规。执政党的自我净化活动与普通百姓的热切愿望密切结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执政实效，规约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官员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社会治理的压力。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除进一步强化了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实施的成果外，还通过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检视，进一步拉近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缓解了一度存在的官民矛盾，强化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心理，使中国社会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保持了高度凝聚力。因此，人民群众才希望此项令人拍手称道的制度配置，会持之以恒地上下贯彻，而不要像一阵飓风那样。
城镇化与居住证制度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对土地价值的关怀抑制了落户积极性
有学者指出，在土地价值日益升值的大背景下，农民进入城镇的观望心理上升了。虽然2014年放开了城镇、小城市与一些中等城市的入户限制，但并没有多少农民工愿意就近就地“落户为城镇居民”，甚至于许多大学生上学也不愿转户口。虽然进城落户并不以上缴宅基地、承包地和集体土地收益分配权为前提，但农民工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