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社会学
赛德曼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文章，即“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后现代的希望”（Seidman，1991）。在该文中，赛德曼区分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在他看来，“社会学理论”崇奉和迷恋于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试图追求一套正确的概念和解释策略的前提。但是，沉湎于基础性争论的社会学理论，几乎不能取得任何共识，因为作为基础的标准不可避免地是局部的、异质的甚 至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变为一种元理论话语，并日益地自我指涉，最终不过是一种有关研究纲领和经验分析的“合法化修辞”而已。而“社 会理论”，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宽泛的社会叙事的形式，与时代的社会冲突和公共争论联系在一起，具有明确的实践介入的意图。因此，他坚决主张复兴古典社会理 论中的“道德意图”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不过，他也指出，古典理论家未能对局部环境和社会多样性予以充分的关注，进而模糊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消除了 人类体验的独特性，最终将支配和服从的体系合法化了，并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泛化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在赛德曼看来，当代的社会学理论更家糟 糕，以扭曲的认识论体操来替代具有历史和伦理意义的具体争论，将本质主义和总体化的倾向永恒化。因此，他觉得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理论，摒除现代传统中的核心 元假设，而将社会理论视为一种“具有道德意图的社会叙事”。
贸然断言“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在回应的文章中，亚力山大就认为怎么也看到社会学的终结（Alexander，1991），而有人认为那不过是现代“意识形态的终结”（Lemert，1991）。不过，有人更是将后现代的立场推到极端，认为社会理论也应终结，因为对于认识论特权的后现代批判，究其根本是源于尼采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事实，唯有解释，任何真理声称不过是权力意志运作的假象罢了。赛德曼的后果至上（consequentialist）的社会理论，在这种视角主义的元理论之下，也无立足之地，因为即便是局部性的条件和后果，也一样是难以讲述的故事，都是同质化的总体化努力（Antonio，1991）。
但有一点，赛德曼对社会理论的话语性和理论应当进入和影响公共领域的强调，则获得了不少的认可与附和（Richardson，1991）。事实上，对于叙事及其社会意义的强调，或者说一种“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无疑是20世纪末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学术运动，当然，也是所谓的“后现代思潮”中的一部分，在各个社会科学学科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叙事本来是语言学和文学所关注的，但自从利奥塔拒绝信任现代主义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以后，叙事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词汇。根据利奥塔的观点，叙事主要是在传统知识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现代科学借助于启蒙叙事来为自己进行合法化。不过，利奥塔意识到，“?小叙事?依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这首先表现在科学中”（利奥塔，1979/1997：130）。
何为叙事（narrative，又译为叙述）？从拉丁词源来看，叙事（narros）就是认识（to know）（Emihovich，1995：38）。 不过，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叙事是指任何散文体的话语，即任何由完整的句子构成连为一体的陈述的文本。在此意义上，叙事话语不同于具有韵律节奏的诗歌话语。 社会学的研究资料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即简短的回答（比如国籍、兴趣领域）、数字格式（比如在特定的量表中就特定的话题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程度的数字）和叙 事（比如有关回答者自己为什么对特定立场感兴趣的一段文字）（Polkinghorne，1995：6）。
这 种对于叙事的宽泛看法，显然同巴尔特的观点颇为吻合。“叙事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社会。叙事与人类的历史一起降临，没有叙事的民族何曾有过？所 有的阶级，所有的人类群体，都有他们自己的叙事……叙事是世界的，是超越历史的，是跨越文化的：就象生命一样，叙事无所不在”（Barthes，1977：79）。巴尔特关于叙事的普遍存在的揭示，主要是立足于神话、传奇、寓言、历史、戏剧、绘画、电影与谈话之类偏重于文学性的题材。
但是，既然叙事无所不在，又何来叙事转向？原来，当今所谓的叙事，具有了一个更为明确而有限的含义，是指一种特殊的话语，即讲故事。在故事中，事件和行动借助于情节而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阿伦特（Arendt）曾言，“任何哲学、分析、格言，无论多么深刻，在意蕴的丰富和强度上，都不能跟一个恰当讲述的故事相比”（转引自Stephenson，2000：112）。而本雅明（Benjamin）则于20世纪30年代，在慨叹“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时曾说，“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本雅明，1936/1998：77-78），因为“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82）。本雅明发现，“经验已贬值”（78），而“消息的广泛传播是这种状况的祸首……每天早晨都把全球的新闻带给我们，但我们却缺少值得注意的故事，这是因为任何事件传到我们耳边时都早被解释的通体清澈”（82）。在本雅明看来，消息传播与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消息的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它只在那一瞬间存活，必须完全依附于、不失时机地向那一瞬间表白自己。故事则不同。故事不耗散自己，故事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83）。所以，不难看出，复兴叙事的主张，是在一个意义缺乏的时代或者讲故事受到极大局限的时代才会出现。
范式性认知与叙事性认知
真 正将叙事回复到认识的含义上，将叙事作为描述人类体验的知识形式给予合法地位的，当属心理学家杰罗米·布鲁纳。我们知道，在西方传统中，自古希腊以降，真 理的创造和传播，一直被视为属于逻辑和形式的话语范畴。理性等同于一种特定的话语，即提出假设、报告证据和作出推论。其他形式的话语，比如诗歌、戏剧和故 事性的叙述，都不适合于呈现清晰的思想和知识，它们都应限定在传达和产生情感的范围内。而布鲁纳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指出叙事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 相反，这也是一种正当的认识方式。布鲁纳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运作模式，两种思想模式，各自提供了不同的整理体验和建构现实的方式。它们尽管是相互 补充的，但不能相互还原……而且，每一种认识方式都有自身的操作原则和规范标准。在确证程式上，它们也极为不同”（Bruner，1985：11）。布鲁纳分别称之为传统的倚重逻辑—科学的“范式性认知”（paradigmatic cognition）和通过故事来认识的叙事性认知（narrative cognition）。
尽管布鲁纳的这种观点并不特别新颖，毕竟此前已有不少类似的观点，但将之明确提出并在学术共同体中引起广泛关注，布鲁纳当是功不可没。其实，正如波斯特曼（Postman）所说，“不象科学，社会研究从未发现什么。它不过是重新发现了人们曾经被告知的并需要再次被告知的东西”（转引自Emihovich，1995：45）。在社会理论中，尽管我们不能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物，但是各种可能性其实总是有人能够想到，只是时机未到而不能引起应有的关注。布鲁纳的这种区分虽说并非独创，但因为顺应潮流，所以值得我们细加考究。
范 式性认知的运作，主要是通过将特定的案例归入一个范畴或者概念。界定一个概念，就是寻找属于这个概念的成员所分享的共同属性。一般概念下面还有从属概念或 范畴。抽象地说，范式性认知寻求的是同一性。所以，这种认知通常并不关心同属一个范畴下的成员之间的差异。正是通过分类功能，范式性认知将独特性与一般性 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体验以秩序。我们知道，在社会学中，范畴的确立是在资料的收集之前，研究者预先设计好测量工具和观察手段，然后再决定特定的事件或事物 是否属于自己所关注的范围。当然，复杂的研究还会试图借助于因素分析之类的计算方法，来寻找范畴之间可能的关系。通过由此而来的概念网络，我们在建构我们 的体验时，主要关注的是一再出现的共同要素。这种概念网络是从体验
之流中抽象出来的，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熟悉而脱离特定脉络（familiar and decontextualized）的知识。
而 叙事性认知则是指向人类行动的理解。人类行动是过去的经验、当下的情境压力和预期的目标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不象自然客体，人类行动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完 全重复。如果说范式性认知关注的是行动中的共同一面，那么叙事性认知则是专注于每一行动的独特性。所以，叙事性思维的运作是通过强调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将 之放在特定的时间脉络之中，抓住的是人类事务的意义的丰富性和微妙差别。而诸如此类的特定，是无法通过概念界定、事实陈述或者抽象命题来表达的。那么叙事 认知具体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是通过包含了情节的故事（emplotted stories）。情节将特定行动的诸种要素连为一体，构成一个生活片段（episode）。 这种片段一方面可能激起我们同情、愤怒或悲伤的情绪反应，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性知识，即当事人何以如此行动，从而使之能被理解。叙事性认知不 是从各种故事中提取一般的规则或原则，而是维持在特定片段的层面上；也不是将包含了情节的故事还原为一套命题，而丧失了其中的戏剧性和整合性特征。这种故 事化的体验，可以通过类比为理解新的行动片段提供基础（Polkinghorne，1995）。
简言之，偏重逻辑-科学的范式性认知，寻求的是普遍的真理条件；而叙事性认知则是探究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叙事模式中的解释具有脉络嵌入性，而逻辑-科学的解释则是从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与形而上学的现实或者抽象的模式不同，故事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它们透露了人类体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Stephenson，2000：112）。不过，他们都是理性的认识方式。
作为叙事的社会科学
如果说心理学家布鲁纳确立了叙事的认识论地位，那么另外一个人类学家爱德华·M·布鲁纳（Edward M. Bruner）的“民族志作为一种叙事”一文，则将叙事的视角，具体引拉入了社会科学的论域之中。布鲁纳的假设是，“民族志受到一种潜在的叙事结构的引导，即受到我们所讲述的关于我们所研究民族的故事的引导”（Bruner,1986：139）。布鲁纳将民族志视为一种话语，一种讲故事的文体。他以自己非常熟悉的美国土著文化领域为例，证明了潜在的叙事结构对民族志的影响。在20世纪的30和40年 代，关于土著文化变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