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吃饭饮酒、交际应酬等等许多熟悉的场面。同时张恨水笔下的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形形色色，上至总统、总理、总长、督军、议员、银行家、商界巨子，下至记者、学生、妓女、普通劳动者、僧人、骗子、无赖等等，这些都来自于一个万增的现实生活世界。《满城风雨》选择的题材是撰写军阀是如何对待人民，如何将人民陷于苦楚当中；《艺术之宫》表现了一个贫穷女子如何在矛盾中选择模特生活，从中受到艺术家的欺骗，并且气死了自己卧病在床的父亲；《燕归来》选择的题材非常著名，文中深切描述了大西北平民百姓的极其悲惨生活，还有很多优秀小说题材 ，如《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这些都具有平民题材的代表意义。《八十一梦》中采用了“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写作手法，与中国古文化传统的神话写法相近，其中展现了重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以及黑暗统治和压迫人民的社会现象，并用讽刺语言进行评判和披露。
张恨水选择的小说题材，不仅是平民读者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且还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基本是没有超过这些读者的关注的范围。通过小说故事来反映普通老板姓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之情，其中或多或少衬托出他们的欲望和期待。因此，读者在阅读小说时，非常容易被小说的人生故事所吸引。
张恨水小说对于读者而言，不仅仅是文学小说，它还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娱乐性、指数型和可读性等特征，题材中侧重的惩恶劝善，恶有恶报、善有善果等，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得以体现。相对封建主义的“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当时新兴文学运动较大程度的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而张恨水正好乐忠于这样的文学观念，以普通民众为核心创作源泉，将平民意识的文学价值观渗透到小说题材的选择、结构的整理、语言的精炼等多个环节中。当然，不止是张恨水，当时的其他文学也纷纷选择普通群众喜爱和关注的题材，以便吸引更多的读者群。
晚清的一些著名“谴责小说”，如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犬》、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等，都算得上是“报人小说”。它们往主“杂集话柄”，“以成类书\；其“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鲁迅直接准确地找出该文学现象的本质，当时的作家群体希望通过 “话柄”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因为“话柄”不仅受到某些士大夫的关注的事情，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群众，那些作家借助“话柄”作为小说题材，可以对社会丑陋现象进行讽刺，还能给读者茶余饭后提供闲聊娱乐之趣。张恨水小说虽然继承了晚清的传统小说特点，然而其写作手法存在一定的创新和改进，并不是通过夸张的“话柄”手法来选择题材，而是通过仔细观察和审视社会现象，同时充分利用自己报人和副编辑的身份，及时捕捉群众的新闻事件、交口流传的奇闻轶事、生活的传奇故事等，作为小说的素材。他以群众的眼光审视人们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愤恨，对官僚买办、军阀残酷暴
行、高官丑陋和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充分展现“与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的社会现象。他创作的主题通常侧重描写主人公的一生命运变幻，让读者感觉就像亲身融入到故事发展进程中。以他最早的成名小说《春明外史》为例，该小说题材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和权贵官僚的丑恶行为，并深层次的愤怒和评判，从中引入当时所发生的人事物，组合成一本通俗的小说故事。然而，这些都经过艺术加工，简单综合的描述，小说不单单是具体的人和事。该作品中主要的人物有世家子弟杨杏园、雏妓梨云、风尘女子李冬青等，三者之间的感情纠葛自始自终贯穿于小说情节中，属于小说中的主干路线，其中注入了军阀官场的腐败和弊端，以及丑恶行为，并加以揭露和批判。曾经张恨水回忆自己创作经历时提到：“《春明外史》按照《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条路子。但我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因之在写《春明外史》起初，我就先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下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对于他的写作手法，虽然需要花费一些精力和时间，但是对于读者而言，通过主角故事去摸索，其中能够获得许多趣味。
除此之外，张恨水总结了读者对其小说的感受，读者认为小说故事情节轻松、热闹、略显一丝忧伤，这些故事颇有回味无穷。特别是女人们，非常喜欢这类小说。说明了张恨水成功的将热点新闻和爱情故事结为一体，恰当的融合在一起，从而吸引了现代化的普通读者。当《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连载以后，瞬间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甚至还有一些粉丝排队到报馆门前，静等晚报出版，以求先睹为快的乐趣，这时让张恨水很快闻名天下。
国内抗战爆发时期，张恨水移居到国民党的大后方重庆，在这样一个战争频繁出现的城市中，他选择了贴近社会生活的话题，亲眼目睹官场的黑暗以及腐败行为，深深理解和感受普通老百姓的痛苦和愤恨，在正义和责任的驱使下，他开始创作了《八十一梦》、《牛马走》等小说，用尖锐的语言描述了社会黑暗和丑陋现象，以百姓的立场，直接强烈的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压迫人民、奸商的巧取豪夺等，深层次的反映当时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的艰难生活。《八十一梦》的最后一句体现全文宗旨：“人生大事，莫过于吃饭，更莫过于穷人吃饭。”这篇小说之所以能与普通群众的思维达成共鸣，深受读者的欢迎，主要是小说的题材反映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同时揭露政府的贪污和堕落的丑态。当这部小说在《新民报》登载之后，大量的读者拍掌称道：“写得好，骂得好；再写得深刻些，再骂得痛快些!”这些平民思想不停的触动了张恨水，促使他将自己的创作方向与人民的意识保持一致，从而成为众所皆知的平民小说作家。之后他又创作许多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讽刺小说题材，例如：《纸醉金迷》、《五子
登科》等，这些作品能够表现出当时人民的心声，体现了张恨水小说创作的平民意识。
张恨水小说题材从时代特点到社会现实，从官僚残酷到人民生活的期望，都能深深的打动人民，不仅真实的反映老百姓关心的社会问题，还能明确的体现社会的各个阶层内心的渴望和需求，可以说，张恨水小说的故事能与大多数平民读者在心理上达成共识，形成感观和审美世界的默契，因此他的作品能够产生一种阅读热潮，相对其他的言情小说而言，他所著作的具有一种独特的平民味道。如果我们重新将张恨水小说整理一遍，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中国三四十年代社会变幻，从而更加清楚了解当时普通群众的心声。
3.3 小说故事情节的平民化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都贯穿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情感，同时张恨水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丰厚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寂寞和复杂共存的创作形态，让普通读者深感社会责任，并传输了一种客观辩证的审视社会现象的态度，同时为谐美的事物滤去历史厚重的灰尘，让这些珍贵的事物重放光彩。其实，我们仔细揣摩他的作品，很容易发现其小说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而在于小说故事情节中让人韵味的探索意识。
张恨水的每一部畅销的作品无一不是由于精彩的故事情节，将读者熏陶在其传统的章回小说中，古代将章回小说作为一种说书艺人的底本，通过他的创新和转变，他创作的章回小说已经脱离了说话艺术，转换为阅读模式，成为读者群爱不释手的阅读文本。他创作的小说特点和中国四大名著以非常相似，小说的故事情节非常完整、生动感人、引人入胜、牵肠挂肚等显著亮点，所以才能像名著一些广为流传，被普通群众所热情追捧。张恨水出色地继承了这一创作传统，又进行了积极的改进和创新。他运用多元化的艺术构思和多元化的叙事方式，拓展了人物的活动空间，增加了故事的生活容量和社会属性。张恨水小说的共同特点是都具备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曲折性。
如《春明外史》中，作者把主人公杨杏园和雏妓梨云以及才女李冬青的恋爱经历编织成一条完整的故事网络，在他们的爱隋故事中融入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使读者阅读起来如置身其中，多视角地观察社会和生活。作品始终不离恋爱这条主线，有始有终，十分完整。杨杏园的恋爱故事被作者渲染成两波四折，紧扣读者心弦。首先是杨杏园初识梨云，双方倾心，掀起了爱的波澜。然后是好友提醒警告，加上自身贫穷文人身份的局促，后悔涉足花柳，决心斩断情丝，躲开梨云，不再来往，形成第一个波折。后来梨云主动传情，杨再生怜爱，再陷爱河，而没有自由身的梨云又重病离世，他为其送葬，悲伤不已，形成第二个波折。悲伤稍淡后，他又邂逅了家庭女教师李冬青，李的高雅和才华深深的吸引了杨杏园，
使他一见钟情。两人读书交往，情愫渐生。恋情的波澜在杨杏园的心中再一次涌动。然而此时李冬青表现不冷不热，似有退缩之意，使杨郁闷难解。这是他恋爱史上第三个波折。后来李冬青向杨暗示自己存在生理缺陷，不可成婚，这使杨杏园内心情感受到重创，有情人竟终不成眷属，杨心中无限悲凉，这是他恋爱过程的第四大波折。杨终于受不起这多次波折的沉重打击，陷于忧郁悲伤中无力自拔，不治而亡。张恨水把杨杏园恋爱故事描绘得这样层次丰富，起伏跌宕，令人扼腕，嗟叹不已!这样情节动人的言情小说自然深深吸引平民读者，赢得广大平民的争相阅读和喜爱。
从《啼笑因缘》成书过程看，其创作目的最主要是为投合上海平民的趣味，将日常生活的素材以及新闻材料编织成美丽而又新奇的故事，制造“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借此获得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情感亲密与价值趋近。该书畅销一时的很大原因在于其曲折动人的情节趣味。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因之我作《啼笑因缘》就少用角儿登场，仍重于情节的变化。”这恰好满足了南方读者“看噱头”的心理。所谓噱头，无非是在故事情节上打主意，错综复杂。再曲折一点，就有了噱头。《啼笑因缘》的美感正来自于情节的一波三折，伸张有致，而且情节的伸张发展又恰好符合三四十年代普通大众的欣赏趣味。张爱玲在散文《写作》中谈到那个时代“销路广”，“家传户诵”的都是些“温婉、感伤、小平民道德的爱情故事”。《啼笑因缘》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子，讲述的也无非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之间的恋爱纠纷。陶氏夫妇将凤喜剪发的照片误认为何丽娜，因此将樊何理解为情侣关系，由此而造成了樊端本一家的误会。随着这种误会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何丽娜单方面的倾心，樊何的关系变得暖昧起来。另外，面貌的相似也使樊对何产生了某种亲切感。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樊家树在失去凤喜之后，最有可能与何丽娜走到一起。另外，刘德柱垂涎凤喜的美色恰巧发生在樊家树离京探母的时期，如果没有这个巧合，如果樊家树一直在凤喜身边，那么风喜性格中的卑劣因素也就不会有时机发展，她也不可能变疯，故事也就不会如此精彩。当关秀姑对樊家树暗怀倾慕之心，樊家树在经历了风喜变心的教训后，转而对关秀姑有了“向来不曾有的恳切表示”，(见第十八回《惊疾成狂坠楼伤往事因疑入幻避席谢新知》)，樊关二人的关系便有了转机。但由于秀姑在公园里看到樊家树与何丽娜并肩而行，恰又听别人说他们是一对未婚夫妇，于是便对樊家树有了误解，决心退出四角情场。转机的萌芽也由此被扼杀。这一系列巧合与误解最终导致了人事关系的错位。人物的本初愿望与事况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家树在三个女子间的情感奔波，结局却是当初所不喜欢的女子陪伴左右，所爱的人已疯，所喜欢的人已走，所以因果的颠倒与错综令人啼笑皆非，个体生命与纷纭世事都呈现出一种戏剧化状态与荒谬性。作者这样写使得樊家树的恋爱既严肃，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