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的形成和发展概况

2026/1/12 6:12:34

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元代的山水画占有重要的地位,出现了一批集大成的一流画家,诸如赵孟頫、“元四家”等又反映了美术创作的文人化趋势。与五代、两宋相比,元代山水画所产生的变化与发展可概括为:第一,创造了薄施淡赭淡花青的浅绛山水或以水墨作画;第二,山水皴法,以“披麻”、“牛毛”、“折带”为主,表现江南山水和园林景致,很少用南宋“斧劈皴”和北宋“雨点皴”之类;第三,诗、书、画得到进一步结合。这些特色对明、清山水画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1、赵孟頫

赵孟頫,字子昂,他的山水画提倡“古意”,力排南宋画风,明代董其昌评其:“有唐人之致而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而去其犷。”具体而言,其作品追求清雅朴素画风,并努力使书法用笔结合到山水画表现之中,从而形成典雅蕴籍的时代风貌。其入仕的经历,使他能更多的接触到唐至北宋的绘画传统,为其倡导的“复古”运动奠定了基础,其山水画同时极具“古意”的青绿,主要从二李、二赵变化而来,结构严谨,赋色清妍,他的“古意”和“以书入画”为迷茫中的元代画家指明了方向。此时的唐宋青绿山水的浓丽富贵转变成士大夫情志的文人式青绿了。

2、元四家

元四家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人,此四人均为江浙边缘的太湖流域人,在山水画方面建树卓著。四家山水画,都是源出董、巨,以水墨为主,又都以诗、书、画并驾,文学与艺术掺合见长。同时他们几乎同样都是“不问世事”的高隐之士。

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五十岁左右才专门从事山水画创作。他先后进入虞山、富春山居住,领略江山之胜,并时时于“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他的画喜作长披麻皴,山头多矾石,林木苍秀,岩壑清幽,意境深远。据说,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经营七年”才完成,足见其苦心孤诣的创作态度。

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他的画喜为解索皴,加以破笔点,笔精墨妙,茂密苍郁,却密而不塞,郁而逸秀,千岩万壑,林木幽深,纵横离奇,莫辨端倪,极有艺术魅力。 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子。他的山水常用渴笔作折带皴,喜为平远之景,笔墨无多,意境深幽,萧疏秀峭,清新俊逸。他与王蒙一疏一密,异曲同功,皆臻妙境。

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他的画纵横跌宕,重用墨,多以湿笔积染,是四家中唯一喜用湿笔挥洒者。他同其他三家一样,对明清山水画有重大影响。清吴历评他的画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浑然天成,五墨齐备。”

元代的山水画家注重抒情写意,讲究以书入画,追求笔墨情趣。他们的艺术成就是元代的绘画完全摆脱了宋人院体画的束缚,为元以后的山水绘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六、明代山水画——画派林立

尽管文人画鄙薄技艺,但文人画在山水领域所提出的依附于“笔墨”的审美准则,却不能脱离一定技术的规范。绘画的形式与山水的程式,都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所以在南北分宗时,人们对它的划分与解释,也是以技术的标准来树立南宗的美学规范。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南北分宗,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也是山水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以新的技术标准和美学规范来疏导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状况,回归历史的传统,实际上已经表现了山水画的衰落。为了挽回历史的颓势,董其昌打出了“复古”的旗帜。

明代山水画的明显特征是前、中、后三期分别呈现不同特色。早期山水画以浙派为代表,师承南宋“院体”为主;中期则以吴派为代表,去取法风格多样,既有“元四家”影响的,也有南宋“院体”以及青绿影响的;晚期以华亭派影响最大,取法对象主要是董、巨及“元四家”

1、浙派山水画

明初浙派山水画创始人是戴进,他的山水大多宗南宋画院,以斧劈为住,用笔挺劲,

气势恢宏。用色则轻重兼施,绚丽而淡雅,一反元人那种萧疏苍凉之起,画风又粗框发展到狂放,在明代早期,影响很大。吴伟继起,承戴进衣钵,别有创造。另有蓝瑛人称“浙派殿军”,亦有影响。

戴进,字文进,好静庵,杭州人。山水画学南宋画风,兼师承北宋郭熙等风格,比南宋人置景丰富,又较元人

生活真实感,且境象恢宏。有人评价:“变南宋浑厚沉郁之趣,成健拔劲锐一体”。 吴伟,字次翁,号山仙,武汉人。善学戴进著称,其早年之作,工整细致,晚年纵横洒脱,风格上出于马、夏、戴进而有变化。其山水画更加燥动、草率,有时有一种刻露与怪异之感,不合文人情趣,常被后世文人士大夫指责。

蓝瑛,字田叔,其画风苍健雄奇之笔,远溯戴进,并有新创造,自立门庭于东南半壁,所以人称“浙派殿军”。 2、吴派山水画

明中期之后,随着苏州地区商业经济的发达,绘画也发展起来,在浙派画风由粗框发展到狂放,甚至粗率,以致形成陋习之时,人们就开始转化向另一种画风的追求了。这样就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吴派,从而取代了浙派在画坛的统治地位。这一画派始创与沈周,形成与文徵明,另有唐寅、仇英等名家。画史上将沈、文、唐、仇合称“明四家”或“吴门四家”。他们的绘画承袭元代诸家,画面平静,细润雅气。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他具道家知足长乐,不懈是非的一面,他就是以这种思想在吟诗作画。沈周山水画题材分为三类,即写实、抒情、仿古。风格上又有“细沈”、“粗沈”之分,早期多谨慎,且喜小幅,以师法王蒙为主;晚期所作山水多粗简,且以大幅为之,以师法吴镇为主又多出新意,其中以“粗沈”成就最高。是吴派的开启者,自沈周出,真正的明代特色才显示出来。

文徵明,初名壁,字徵明,号衡山。其画境界优美、恬静,人物温文尔雅,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吴中文人思想情操和人生追求。他的山水面貌亦与沈周相似,有粗笔和细笔两种突出风格,不过文徵明以细更见特色。是吴派的真正领袖。

唐寅,字伯虎苏州人。其山水画在题材处理上更重视思想性,其山水画有两方面为明代其他画家所不及,其一是景象优美,虽不指其何山何水,然观之十分真切,其二是唐寅作画能化深厚为潇洒,变刚劲为柔和,这与他的文化素养有关。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是出身工匠而跻身文人之林的画家,其临古功深,善作青绿山水,画风严谨,字精丽秀美中又闪现着文人画的妍雅温润,是当时雅俗共赏的体格。 3、华亭派山水画 明代后期,浙派和吴派山水画发展到明末,有影响的画家成就也不高,而且流弊严重,大多偏重于笔墨形式的仿效。为扭转这一局面,华亭派应运而生。华亭派又以董其昌影响最大,成就最高。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在山水的精神和意境方面已无能为力,在宋元的峰巅面前人们只有景仰和赞叹。为了挽回历史的颓势,董其昌打出了“复古”的旗帜。在一个过于强调笔墨和程式的时尚中,画家们只有穷毕生的精力“血战宋元”,人们只有通过“临”、“仿”、“抚”、“摹”来标识自己的传统渊源,确立自己的艺术价值。精于鉴赏,长于书法,为克服死板和粗糙的流行时弊,他在山水画上追求以书法入画所导致的笔墨联系变化的表现力,并把来自大自然中的山石形象加以简化,以笔势的运动作意象组合。他特别强调布局中的势、笔墨中的虚与实,追求画面“暗”的含蓄性,发展了前人墨法。画风有两种格调,一是枯笔水墨,一是没骨或浅绛。独创了一中属于他的没骨青绿法。董其昌在山水画的另一大贡献是提出“南北宗论”。总结和概括出唐宋以来文人山水画的创作方法和审美标准,对绘画演变与画家风格的精辟分析与见解,都使其画论有重要价值,并对明末清初的绘画产生重要影响。

七、清代山水画——风格多样、名家辈出、流派纷呈

清两代在山水的精神和意境方面已无能为力,在宋元的峰巅面前人们只有景仰和赞叹。在一个过于强调笔墨和程式的时尚中,画家们只有穷毕生的精力“血战宋元”,人们只有通过“临”、“仿”、“抚”、“摹”来标识自己的传统渊源,确立自己的艺术价值。“四王”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为山水画创造的最后的辉煌,最终消失在晚清的暮色中。

1、清初“四王”

清代山水画势力最大的是号称“四王”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他们受皇帝的赏识,其画被誉为“正统”的山水画。“四王”是摹古保守派的代表。他们强调“摹古遏真便是佳。”认为画山水要“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四王”又分别为清初娄东、虞山两大画派的领袖,说是不同的画派,实际上都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因为他们都以酷似古人为能事,以至画坛上出现“家家子久,人人大痴”的可悲局面。其间虽有石涛等绘画革新家,大声疾呼,痛斥因循保守,仍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四王”之后,又有“小四王”“后四王”,流风所及,山水画越益衰敝不振了。 2、清初“三僧”

三僧是指清初的弘仁、髡残、石涛,他们均是入清后的遗民,心怀前明灭亡之痛,感情激烈,他们寄情于绘画,风格奇恣,独创新意,不守前人藩篱。

释弘仁,本姓江,名韬,为僧后,自号浙江学人、浙江僧,山水画取法倪瓒,意境幽寂,丘壑奇倔,没有丝毫世俗之气,描绘的是远离清廷的世外山水,《黄梅松石图》、《冈陵图》等为代表,以其独特的超尘绝俗的画风鹤立于清初画坛。

僧髡残,本姓刘,出家后号白秃、残道人等,山水画从黄公望、王蒙变化而出,以真景为粉本,描绘重山复水,层层皴染,具有苍茫浑厚的气势。代表作品《苍翠凌天图》、《苍山

结茅图》等,其画艺出入古人,得其精华,但成一家笔墨,在画僧孜孜不倦的探索下,传统与造化相融合,终于形成了自身风范。 石涛,本姓朱,明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出家为僧后改名原济,字石涛,别号大涤子、苦瓜老人等,他才华横溢,山水、花卉、人物无所不精,细笔粗笔,渴笔泼墨无所不能。他的画多写自己对自然观察体验之所得,极富创造性。其画风格奇特多样,举凡沉雄奔放,清新典雅,秀逸隽永,博大宏深,简约淡远,清旷幽邃,苍茫刚健等,都能在其画中得到反映。石涛是一位具有弄乾坤于股掌,舒卷云于腕下的神奇能力的画家。他的作品构图新颖自然,笔墨纵横潇洒,意境生气勃勃,创作对于他来说,确实进入了不被法拘,功夺造化的自由境界。他的画论《画语录》更是一部罕有的其匹的理论巨著。石涛从哲学高度上观照了绘画艺术的本质与要义,对绘画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恒于变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以及素材与构成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一画‘论、“从心”论、“我用我法”、“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等主张,对当时被摹古风气笼罩着的沉闷画坛,无啻当头棒喝,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山水清音图》是石涛的著名山水作品。 八、近现代山水画——百花齐放。

20世纪的黎明,以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山水画也进入到现代文明之中。在“反传统”的呼声中,阵营瓦解,代表新旧两种势力的各方人物纷纷登场,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论战。当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用自己的实践去塑造山水画现代风格的时候,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使画家对文化的关注转为对民族和自身生存的关注。 20世纪50年代,山水画面临新的时代,经受了生存的考验。“新山水画”在改革旧文化的现实要求中脱颖而出,承担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责任——表现新的生活,反映新的审美要求。“新山水画”为传统山水画找到了生存的方式。“时代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傅抱石继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之后,再次提出了笔墨与时代的关系。

进入本世纪的后期,山水画在各种思潮中面临考验,所幸山水画并没有改为风景画以与世界接轨。现代人认同了山水画,无疑这是确认了山水画的精神、意境和形式。因此跨世纪的画家并没有放弃历史的责任,依然孜孜以求这具有悠久传统的艺术突破新的时空。但传统山水画艺术精神中的完善与充实,艺术形式的全面与多样,已使新的创造成为历史的极限,所以现代画家更多的还是在技法层面上作发展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历代名画记》张彦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中国山水画史》陈传席江苏美术出版社 3、《中国绘画欣赏》中国师范大学艺术系中国纺织出版社 4、《中国美术史》辽宁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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