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决策只有在全体一致同意时才能做出。在直接民主制或特定的集体决策方法下，每个投票人都拥有否决权。而根据这一规则做出的集体决策，将满足所有投票人的偏好；因为如果该决策导致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受损，都会招致反对票，进而不获通过。因此，一致同意规则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恰好对应帕累托效率状态。
布坎南和图洛克的“赞同的计算”
纵轴衡量个人预期的收益与成本，横轴衡量做出决策所需的人数，总人数为N*，Bi表示典型个人接受强制的受益，Cdm表示决策成本，Cpe表示外部成本，Ct= Cdm+ Cpe表示个人接受强制的成本。
林达尔均衡
E点即为林达尔均衡，最优公共品数量G*，A为公共品提供所做的贡献份额为t*，B为公共品提供所做的贡献份额为（1-t*），AA和BB分别为A和B在各自的不同份额下对公共品的需求曲线。
（2）多数票原则
公共选择中的多数同意规则显示一种有关公共物品的方案，必须由只有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有超过半数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即一半以上的利益相关者表示同意或者不反对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批准。这里的“多数”可以是简单多数（1/2以上），特定多数（如3/4多数、4/5多数等）。 投票悖论
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孔多塞在18世纪80年代发现，所以又称孔多塞悖论。指在通过“多数原则”实现个人选择到集体选择的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或非传递性。
个人 第一选择 选择 第二选择 第三选择 投票者1 A B C 投票者2 B C A 投票者3 C A B
个人的偏好顺序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多峰，不能保证集体的传递性，导致投票悖论。而单峰能够保证集体的传递性，投票悖论不会发生。
（二）政党（政治家）理论 政党（政治家）和选民是政治市场上的两个行为主体，他们是政治市场上的
供给者和需求者。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政党是指通过合法的方式在大选中获得政权、统治政府的人的联合体，政治家是他所在的那个政党的领袖或代表（议员、总统或首相等），政治家的动机和行为与他所代表的那个政党的动机和行为是一致的。 1.政党的动机：唐斯假说
1957年，唐斯(Anthony Downs)在他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提出这样的假说：政治家或政党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和消费者、生产者具有同样的行为动机。“民主政治中的政党与追求利润经济中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为了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制定他们相信将能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
唐斯认为，政党所追求的目标不是某种真理或理想，而是当选执政，“政党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
2.两党竞争模型
假定每个选民对于他的候选人或政党所持的态度都有一个表现在这个维度范围内的他最偏好的位置，也就是假定选民的偏好是单峰值的。候选人离这个位置越远，这个投票者就越不愿意对他投赞成票。
两党竞争的结果必将是两党都把政策调整到X点。这时，虽然两党各自失去了横轴两端的那部分选民的支持，但是这种政策
定位使两党各自失去的选票最少，符合最小差别原则。 （三）官员理论
官员理论提供了一种较准确测算政府规模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官僚行为得到了较严格的证明。着重分析尼斯卡宁模型，他的官僚经济理论是在综合塔洛克与唐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是全面而又有广泛影响力的。 1．理论假设
尼斯卡宁关注的中心是效率问题，其研究目的是为了分析官僚机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和比较官僚组织与其他市场经济组织的相对效率。在尼斯卡宁看来，官僚的目的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最大效率，而是同一般“经济人”一样地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官僚的目标是追求其预算的最大化。 2.理论模型
横轴测度官僚的产出，记为Q，纵轴表示美
元数。曲线V代表由控制预算的立法上的资助者对于每个产出Q的水平赋予的价值，V线的斜率是产出的边际社会效益，它是根据边际效率递减的假定画出的。曲线C 是提供每一产出的总成本线，C线的斜率测定每一单位产出的边际成本，它是根据边际成本递增的假定画出的。
效率要求，只有当从产出中所获得的效益增量超过其成本增量时，才应进行生产。从而，有
*
效产量是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即有效产出水平为Q，在该点V线的斜率与C线的斜率相等。尼斯卡宁还测算出实际产量通常比有效产量大一倍的结论。因而，官僚们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同时产生了一个无效率的庞大的官僚机构。 （四）寻租理论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租金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那一部分,是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寻租则是为这样的干预而进行的游说活动,“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1．寻租的成因
公共选择学派把寻租的产生归因为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认为只要政府行动主要限于保护个人权利、人身和财产并实施自愿议定的私人合同，那么，市场过程就支配经济行为，并且保证出现的任何经济租金将因竞争性的进入而消失。但是，如果政府行为大大超出由最低的或保护性的状态所规定的限度，逐渐干预市场调节过程，那么，租金以及寻租活动必将继续存在。 2．寻租的缺陷
寻租赖以生存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这被看成是“看不见的脚”对市场的践踏，寻租扭曲了正常的市场行为，其缺陷主要有：寻租造成的社会成本很大，寻租所引起的社会成本包括三方面：一是寻租活动中浪费掉的资源（用于贿赂政府官员的经济资源，本来可以在经济中别的地方用来生产受重视的货物和服务，而寻租却没有生产出纯粹价值）；二是由经济寻租导致政治寻租而浪费掉的资源；三是寻租成功后形成垄断所损失掉的经济效率，即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福利净损失。 寻租活动形成的收入还会引起收入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有利于成功的寻租者，也可能有利于政府官员或律师等人，而不利于消费者、不成功的寻租者、寻租的受害厂商，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扭曲。
（五）政府失灵理论
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是指政府行动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萨缪尔森给政府失灵下的定义是：“当国家行动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当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不恰当的人时，政府失灵就产生了。” 斯蒂格利茨把政府失灵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 1.信息不完全
如同私部门的决策面临信息不完全一样，公共部门制定和实施决策时也有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例如，政府难以确定把公共福利给予那些真正需要关怀或帮助的人。如果要把真正应该享受福利的人与不应该享受福利的人区分开来，其成本可能是很高的。这就使得政府有时候把福利给了那些不该享受这种福利的人。 2.政府官员的动机
政府官员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的，而政府政策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就使得政府官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设计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 政府官员是在一套既定的公务员规则下工作。这种规则往往不够灵活，它很难给好的官员相当于私部门中做类似工作的人的那种工资水平，或者很难给他们提供迅速提升的机会；更为困难是难以解雇能力低下的官员或将他们降职。因此，难以给政府官员提供有效的激励。
立法者对选票和连任的关心会导致有利于利益集团的立法和政策出台。
3.难以预期私部门对政府计划的反应，从而使政府行为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 政府行动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政府官员的动机，而且取决于私人部门的反应。私人部门对政府行动的意外反应有时候使政府计划南辕北辙。例如，政府给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养老金会导致老年人与他们的子女分灶吃饭，这或者是因为老年人现在有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或者是因为子女想卸掉养老的包袱。其结果是，养老金的真正受益者是养老金领取者的子女，因为他们现在无需花费养老支出。 二、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理论 政府失灵的重要表现有： 1.没有代表性的政府
在现代民主社会，民主应当是“一人一票”。但事实上却是金钱赢得选举政治家需要金钱来资助选举，因而能够在政治说话的是金钱而不是选民的偏好。因此，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通过政治程序做出的公共选择，如立法、政策方案往往体现的是财力雄厚的极少数人的利益和偏好，并不能代表广大选民的利益和愿望。 2.政府目光短浅和行为短期化
在西方民主制下，当选的政治领袖们必须经常面临着选举——每隔2、4或者6年，而且他们是在竞争十分激烈的选区争取再度当选的。政治竞争是间断的，某种政策只适用于某个政治家当政的那个时期；政治家即便可以连选连任，他也不可以终身当政，他要受法律规定的最高连任次数的限制。竞选的压力和政治竞争的间断性必然导致政治决策上的近视眼或目光短浅，政治家往往重视的是眼前的地位和未来的选票，很少看重国民的未来利益。 3.政府规模不断膨胀
政府规模不断膨胀表现在政府规模增长上。政府规模增长既可以表现为绝对规模增长，也可以表现为相对规模增长，前者用税收和政府支出绝对量的扩大来刻画，后者用人均纳税额和人均公共支出额或税收和公共支出分别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
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的税收和政府支出（从而政府规模）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在18世纪和19世纪，一般美国人所交纳的税收不到他的收入的5%，20世纪初年这个比例也不到10%，但是今天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35%左右。 4.政府活动的低效率
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理由是市场失灵，但是事实说明，政府干预往往并不能矫正市场失灵。例如失业、经济波动、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 政治家为了扩大其权力范围和政府开支，往往有意夸大市场失灵，甚至创造市场不完全，这就使得“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政府规模呈此消彼长的变化，其结果是政府干预愈多，效率损失愈大。
三、公共选择学派的税收选择理论
（一）税收选择理论与财政立宪紧紧相连
财政立宪是指要在立宪阶段就制定出近乎永久性的、基本的、稳定的财政制度，使个人能够有长期的预期，并以此作出行为选择。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要通过财政立宪，以宪法的形式确保预算平衡，并规定财政体制的税收和支出采取不同的决策方法。财政支出的构成与规模决策要在财政决策的日常运行过程中做出，而税收结构与水平的决策要在立宪阶段就做出，且一旦确定就就应相对稳定，为以后所有公共支出筹资。 1.财政立宪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
（1）现代税收与西方宪政制度的关系 13-17 世纪，由于社会发展对政府扩大职能的需要以及战争等因素，西方国家传统的以财产收入( 王室土地收入) 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结构，已不能满足政府支出需要，不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