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淆。因此，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存在土地价格。不同意上述观点的则认为，土地价格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客观范畴。土地有价格，是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同样有价值。比如，城市土地都是已经经过开发，是投入劳动的土地，随着城市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各类投资的不断增加，城市土地所包含的价值将越来越多。虽然，我国《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但土地使用权可以批租转让，从而土地有了价格。有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有农产品的“虚假的社会价值”存在的必然性，这种虚假的社会价值是由劳动的自然生产力造成的，但却表现为土地本身的价值；并且从绝对地租看，它本来不应该在农产品价格之上再加上“价值额”到产品价格上去，但由于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原因，它也会表现为有一个“价值额”要加到产品价格上去，从而使土地本身表现为有价值。有的则认为，社会主义土地可以有价格，但不能说有价值。因为土地不是劳动产品，它是商品货币关系存在情况下的借用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有结构合理、层次不一、统一和开发的市场体系，而土地市场是要素市场的基础市场。在社会上进行交换的所有商品成本中，都包含着土地租金的要素，不仅农产品价值和价格中都包含着农业地租的要素，即使工业品的价格中也必须把土地报酬纳入成本。土地市场上运行交换的是土地，土地的价格基本上是由地租确定的，即资本化的地租。不研究地租即无法确定土地价格，不确定土地价格，土地就无法在土地市场上进行交易，土地市场就难以建立。由此可见，地租理论是土地市场的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土地市场的建立及发展，对社会主义地租理论的研究需要不断地深入，从而指导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六、案例讨论：
1、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建立，是否就消灭了绝对地租？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是否有价值？
一、案例名称：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二、案例适用：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三、案例来源：新华网2001年4月30日 四、案例内容: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专家苏海南、徐振斌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本状况的分析，得出这样的基本评价：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的描述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
同时他们也分析指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问题。例如：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3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4.28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
只有2.81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在有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据有关方面调查汇总，2000年，全国各地拖欠职工工资共计达300多亿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成本，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整体收入分配结构仍不合理：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1990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工资收入占人均全部年收入的比重，不仅没有相对下降，反而上升了0.56个百分点。
五、案例评析:
1、案例表明，我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近年来福利工资化起到了抵制工资比重相对下降的作用，但是，也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还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这里，我们没有把统计数据以外的制度外收入、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考虑在内)。同时收入分配不规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措施重点加以解决。 3、当然，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
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 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劳动报酬，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为合理的要素收入与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两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 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通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份，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
六、案例讨论：
1、如何看待目前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不规范等问题？
2、你对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这一描述是否认可？如果不，据你的观察，我国的不同群体收入是呈什么样的状态？你的家庭是处在哪一种收入水平上？
一、案例名称：烟叶太多了，为啥还要种？ 二、案例适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理论
三、案例来源：《经济日报》2000年1月6日（作者：朱硕民、许宝健）
四、案例内容:
1999年末，为了解农业结构调整的情况，我们来到河南农村采访。一路上，不时看到三三两两的烟农在成方连片的地块里打育苗畦，为即将开始的育苗作准备。
见此情景，一个问号码爬上心头：烟叶市场早已供大于求，国家不是一再强调要压缩烟叶种植面积吗？为什么这里的农民还这么热衷于种烟呢？
记者决定问个究竟。石桥村一位叫李银忠的农民停下手中的活计，同记者聊了起来。 李银忠说，他家1989年种了3亩烟，每亩收入1000元（记者：比粮食高多了），主要是品种选得不太好。（记者：1999年呢？）1999年每亩收入2000元。（记者：村上收入最多的是多少？）有几十家每亩收入2500元。（记者：2000年种几亩？）2000年准备种4亩，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收入1万元有把握。
正说着，我们身边已围了七八个农民，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一个说，照现在情况，一亩地收入1500元就中。另一个谈到，现在许多农民家中都有存粮，一般情况下，两年不收不存在问题。第三个马上接道，主要是缺钱花。还有的反映，时下小麦价格太低，没人组织收购，小贩也不来了。记者问，农民种烟是不是每年都与烟站签合同？大家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一个说，得签，不签不行，不签心里没底，就不敢种，或者得少种。另一个说，不管种啥，销路没保证不行，这几年我们这里很多人种冬爪、包菜等作物，烂在地里都没人要。第三个接着说，还有人养鸽养兔，卖不出去，只好送人。第四个又说回来，种烟有人要，我们就放心。
农民对烟草公司满意吗？记者又提出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农民的回答是：烟草公司对连片种植的烟免费供应化肥、地膜、农药等，还帮助机耕，1999年光农药就发了13次，我们农民种烟只投工不需要花钱。
是不是烟叶大省的每一个农民都愿意种烟呢？回答是否定的。在另一个村，一位农民向记者谈了他的想法：
――1998年种了两亩烟，没长成，一亩收入才300多元。1999年没种。2000年准备种两亩，村上开会了，不种烟不中。
――我们村每年都强迫农民种烟。很多农民不想种烟，费工费时，卖烟的时候烟站还挑得厉害。
――合同也是年年签，就是没有用，烟叶多的年份，有合同也不一定收。烟叶紧张了，好赖都收，不要合同。
在全国烟叶严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面对农民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截然不同的想法和同样的选择，我们虽然不好下“哪个更明，哪个更亮”的结论，但有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在种与不种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农民如是说，乡镇政府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到了乡里，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以下是我们与他的对话。
记者：这几年乡里种烟的情况怎么样？
乡长：1998年种了1.2万亩，1999年种了1.4万亩，2000年计划种1.8万亩。 记者：面积是增加的，收入呢？
乡长：1999年全乡亩均收入是1100元，连片烟田收入在1500元――2000元。连片烟田种烟不用投入，农民争相包租，每亩租金已达500元。
记者：农民种烟的积极性为什么这么高？
乡长：因为这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每年要买生产资料，要建房，要婚嫁，子女要上学，要看病，这一切都要靠烟叶。你没看农民的积极性有多高？这么冷的天，还有这么多的农民在地里打畦。
记者：乡里有没有搞点别的什么？
乡长：烟叶是短平快，调整结构也离不开烟叶。县里提出“远抓工业，近抓烟叶”，但工业看不清，办的企业没有赚钱的，还是要靠烟叶养财政。
记者：烟叶税收占全乡的多少？
乡长：占80％左右。1999年县里出台了税收包干分成政策，烟叶特产税县里与乡里四六分成，调动了乡里种烟的积极性。
记者：1999年的烟粮比价是多少？
乡长：烟叶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9.6元，小麦的价格是每公斤0.96元，标准的1∶10。
记者：知不知道全国烟叶形势和国家要压缩烟叶面积的政策？
乡长：知道。但这是我们的支柱，不种不行。农民调整结构也愿意种，现在要紧的是抓好科技，提高质量，保证销路。农民比认教清楚，只要质量好，就不愁没销路。
那么，全国是一种什么形势呢？简单地说，烟叶总量是严重过剩。 这已是1996年来出现的情况。1996年和1997年连续现年超计划种植和收购，特别是1997年，实际收购6000万担创历史最高纪录，使全国工商库存高达7000多万担。而一年烟叶需求量充其量只有4000多万担。
烟叶市场严重失衡的情况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多次作出批示，并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控制烟叶面积，压缩烟叶库存。国家烟草部门将控制面积摆在烟叶工作的首位，提出了从1998年到2000年三年压库2000万担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烟叶面积反弹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号。国家烟草专卖局有关负责同志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反弹是非常可能出现的。他讲了三点理由：第一，烟粮比价过高，农民愿意种烟。第二，烟草部门经过两年压缩库存，1999年货源相对减少，一些地方2000年就想扩大面积，增加货源。第三，地方政府这两年因为压缩面积，减少了税收，2000年要多种烟，要“捞一把”。几方面都有积极性，都有扩大面积的冲动。
烟叶是特殊商品，多了造成浪费，少了又不能满足卷烟工业的需求，必须按国家计划组织生产，既要控得住，还要稳得住，避免出现大起大落。
烟叶已经严重供大于求，农民还在大量种烟，这个问题值得重视。烟叶严重供大于求的信息，得让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农民知道，否则吃了苦头再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的教训已经不少。
五、案例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