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和每种行为的界限。分定则公私标准明确，孰公孰私一目了然。定分可形成正常的秩序，所以成为治国的关键。法把每个人分割开来又联系起来，君主掌握了法，就能有效控制整个国家。
慎到吸收了道家学派关于道的认识，认为道的特点是：包容万物，又对万物一视同仁。在社会生活中，法的特点也是一视同仁又无所不包的，因而法的制定要以道为依据。同时，法还要面向现实社会，因顺人情。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定法律。
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法家思想家都主张要遵照“立公去私”的原则。韩非认为制定法令就是为了去私的，随着法令的执行，私被去除，国家也得到治理。法家思想家一般都主张严格执法。他们认为，法令一经公布，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要严格遵守，以法令作为个人言行的准则。这个认识很有典型性，体现了前期法家的政治理性。
法与势、术不同，势、术只能为君主所独操，法应由君臣共同掌握。同时，法要公开要公之于众，臣民都要知晓和服从。臣民知法，就可以使臣民明确自己的行为界限，约束自己；也可以使民与臣相互牵制。韩非也强调法要公开，法的公开使全体臣民都知道法的内容，有利于人们遵法守法。
法家思想家们大讲法之公而不私，但是，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君主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所有者是高于法律之外的。慎到曾明确指出了君、臣、民在法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他说： 立法、变法的权力既然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又是全部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律只能成为君主统治天下、牟取私利的工具。
第八章
1．如何理解秦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 秦的强大和统一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秦统一后，法家思想仍然得到统治者的尊奉，并继续发展，走向了极端化，其代表人物是李斯。作为秦帝国政治制度和统治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李斯积极实践了法家思想，同时也推动了法家思想向着极端化方向的发展。李斯的极端化政治思想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1．坚持思想文化专制。李斯继承了法家的专制主义思想，提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思想文化专制主张。其主要论据是：第一，思想不统一与法令制度相矛盾。多种学说的并存，使人们得以根据其学说评论法令制度。这不利于法令制度的贯彻执行，所以有必要去除有害的异端思想，维护国家法令制度的权威。第二，思想的混乱也有损于君主的权威。在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人们各以其学说批评政治，发泄不满情绪，沽名钓誉，抬高自己的地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则必然会严重损害君主专制。第三，与政治统一相适应的应是思想统一。他认为思想学术上的纷乱不统一，与政治上的诸侯并争是相联系的。现在国家已经完成了统一，法令制度都由皇帝制定，政治上也实现了统一。以法家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李斯的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削弱了秦帝国的社会基础，这对于强秦的二世而亡，不无推助。
2．提出“督责之术”。如何既保有统治，又能尽情享受是君主十分关注的问题。李斯迎合秦二世的心理，利用法家的一些观点，写成《督责书》一文，献给二世以邀宠。第一，他论证了君主纵欲享乐的合理性。第二，他强调了督责之术对君主的重要性。第
三，他还论述了督责之术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严刑重罚。二是独断。李斯主张君主独自掌握权势，独立作出决定。他认为圣明的君主能够独自掌握权力，控制臣子，从而保证自己的地位和权威。这是君主能够自行裁决政务的前提条件。
李斯这些极端化的观点既不利于法家学说的发展，也不利于秦朝的统治。督责术强化了君主的个人独裁，阻遏了统治集团其他成员参政议政的可能，使得秦统治者的统治与应变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了秦帝国的速亡。
2．董仲舒天人合一政治思想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
从汉武帝即位始，汉朝进入政治、经济全面繁荣的全盛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统治者急于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学说作为治国的理论指导。这一时期，儒学宗师董仲舒阐发了“天人合一”政治论，促成了汉武帝独祟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
董仲舒,在政治上的基本主张是王权大一统，注重等级原则和华夷之辨。董仲舒着力阐发了《公羊传》中大一统的思想，又吸收了墨、法、阴阳等家学说，对《公羊传》进行了神秘主义改造，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即天人合一政治论。
天人关系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董仲舒所讲的天则含义复杂，且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他所说的天既有理性成分，也有神秘因素，既指自然规律，也包括伦理原则。这样的天的权威自然是至高无上的。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他认为：首先，人是天所派生的。人是天以自身为参照，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其次，“人副天数”。由于人是天创造出来的，人从外在形体到内在的感情、道
德、意志等方面都体现了天的意志和规律。再次，天涵容人，并与人相沟通。天在运行之中，产生了阴阳五行，并通过它们与人相沟通。其四，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各有其独特的作用，它们对于人类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人不能脱离其他因素而单独存在，必须以天地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人与天相同而又相通，所以说：奉天成为处理人类社会政治问题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现实政治中，董仲舒主张君权至上，拥护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为巩固这一体制，保证汉家天下的长期延续，他为君权至上的合法性、合理性、神圣性作了精心论证。
他的天人合一论已经树立了天的无上权威，认为天的意志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命运。于是他提出君权天予说，阐明君权的来源和权威性。董仲舒认为天与人可以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并非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资格与天沟通。人与天的沟通是通过一个中间环节来实现的，这个中介就是“圣人”。对于天，圣人是人类的总代表，对于人，圣人则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执行着天的意志和命令。圣人对应于实际政治就是王。王就是现实的圣人，圣人则是理想的王，圣人与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王在实现政治中承担着圣人沟通天人的职能。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天子秉承天的意志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既然君主代表天，拥有天所授予的权力，那么，臣民对君主也就只能毕恭毕敬，惟命是从，否则就是对天不
敬，逆天而行了。臣民服从天就像地从属于天一样的天经地义。君权神予说直接导出了君尊臣卑，维护了君主的集权与专制。
董仲舒在论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同时，也指出了天的权威是高于君主的，君主居于万人之上，但也要尊天敬天，受天约束。如果君的行为不符合天意，天就会以灾异的方式给出警告，要求君主改正，适当调整政策。如果君主一意孤行，天就会给予责罚，必有灾祸降临。这就是所谓“天谴说”。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天的权威则是虚幻的，在没有法律、制度保证的情况下，以天制约君权常常流于空谈，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天谴说体现了统治阶级自我调节的愿望，是其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董仲舒认为的天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体现为阴阳分合运行。阴阳之道是宇宙和社会中的普遍规律，世上的所有事物都是这样的阴阳组合，阴阳两方虽然共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阴兼于阳”，阳处于主宰、制约的地位，阴处于被支配、被制约的地位。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主从关系。天道是这样，所有其他阴阳关系也是这样，都是阳的一方支配阴的一方。体现在社会政治关系上，就是君、父、夫分别支配、决定着臣、于、妻。君臣、父子、夫妻是当时社会诸种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这三种关系的内在法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所谓的三纲。统治者只要处理好这三种基本关系就能有效控制整个社会。三纲根源于天，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董仲舒的阴阳合分论为君主政治提供了精巧的合法性沦证。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论，由天人关系、天道运行规律论证了君权至上和等级原则，又主张以天制约君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从而提高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适应能力，这是儒家政治学说成熟的表现。
第九章
1．如何理解唐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
唐代时期，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在思想领域，佛、道、儒在竞争发展中也出现了融合趋势。顺应政治大一统的形势和要求，王通提倡中道，致力于儒学的改遣和复兴，又主张三教可一，希望形成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佛道有益成分的统治思想。
唐代诸帝不仅致力于政治实践，而且注重对统治经验的总结和统治思想的探讨，并多有著述。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政治上他励精图治，以民为本，积极减轻民众负担，缓和与民的关系，又重视政治调节，虚心纳谏，鼓励进谏，从谏如流，形成了比较和谐的君臣关系，凝聚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从而保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社会的复苏繁荣。
唐代佛道兴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引发了许多问题。韩愈对佛道与儒学争夺统治地位和它们造成的政治经济弊端十分不满，因而大力树儒排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借鉴佛遭的方法，提出道统说，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以提高儒学的理论水平，与佛道抗衡，并为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作更好地论证。
唐中期，柳宗元积极倡导并投身于政治改革，以革除社会弊端，稳定统治。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系统地总结了人们在政治体制上的长期争论，肯定了郡县制对维
护国家统一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其取代分封制的进步性、必然性。
2．韩愈道统论的政治内容和实质是什么? 韩愈是唐中叶著名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排斥佛老，提出道统论。隋唐时期，随着政治大一统的重建，儒学也逐渐兴盛起来。隋及唐初诸帝都注重扶持儒学。这一时期，各级学校制度得到完善，儒家经典被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同时统治者对佛道二教也注意加以提倡和利用。唐代佛教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影响很大。佛道的流行也引起了一些尊崇儒学的士大夫的不满，他们纷纷主张排抑佛老。韩盒从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及国家利益出发，坚决排斥佛老，系统阐述了其排佛主张，反对迎佛骨。
佛老都属于思想文化，都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排斥佛老仅靠行政措施是不够的，还须完善儒学体系，提高其理论水准，以在与佛老的竞争中取得理论优势。韩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道统说的。
韩愈将道作为其思想的最高范畴。天道、地道、人道分别是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准则。天道、地道、人道可总括为道。道是宇宙的最高法则，它无所不在，贯穿于自然、社会和人生之中，万事万物都要受道制约，为道所主宰。道也是佛道所使用的重要范畴。韩愈的道则与之不同，他通过将自己的道与佛老之道的比较，进一步阐发了儒学道的内涵。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义是行为表现，遵行仁义即为道，德则是—种对仁义的内在自觉。道德与仁义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道实际上是对仁义等儒家伦理原则的抽象，道具体化就是仁义。这样的道当然不同于佛老的道。儒之道有利于维护君主政治，佛道之道则相反，它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道、佛都是宗教，其基本的思想倾向都是出世，儒学则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注重道德修养，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内圣外王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人世性和政治性。韩愈提出的道也着眼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人类社会的规范、秩序、政治制度等都是道的一种体现和具体化，因而也是合理的、神圣的。道是解决小到个人问题大到国家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循之则可修齐治平，直至天下大治。
为了进一步强调道的万世不易，提高道的地位，增强与佛道抗衡的实力，韩愈还专门提出了道的传承系统的问题，即道统。道统的思维方式来自佛教。佛教禅宗重视佛法的传承关系，提出了一个由释迦牟尼直到弘忍、慧能的传法系统，称为祖统。这也是佛教自我标榜的一种方式。韩愈借鉴了这种方法。同时，这也与儒家的传统相吻合。儒家从孔子起就讲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先王之道为号召，以道的传承者自居。韩盒认为，道也是一脉相承，从尧舜直到孟子，只是在孟子之后，道才失传。其中，道的传承者有圣王也有圣人，他们或者将道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或在理论上阐扬道，使道能代代相传。道统说表明，儒学之道的产生远早于佛老，是华夏文化之正统。而孟子之后，儒家经学不能继承道，将道发扬光大，只重儒学的皮毛说法，而忽视其根本，结果导致儒学的衰微。解决的方法就是破除经学旧说，
以道为核心，重建儒学。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任务的完成者。 韩愈吸收儒家传统思想材料，并借鉴佛道，以道对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原则作了重新概括和抽象，提出了道统论。他希望用这种方法提高儒学的理论水平，保证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