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不良心态及其矫正
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利益格局大调整，社会矛盾多，发展快，群体性事件频发，需要切实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良好的心态是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充分发挥领导能力的前提条件，也是直接影响和感染群体的基础条件。心理素质高、心态良好的领导干部能把危机变成契机，开创新的局面。相反，领导者的不良心态不仅会直接影响其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表达能力的发挥，而且会给领导者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不能有效化解危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群体性事件，有些领导干部表现出的不良心态，亟待矫正。
一、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不良心态
1.懈怠心态
平时工作中，少数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漂浮，消极作为或不作为，漠视群众疾苦，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而矛盾产生以后，他们又存在懈怠心理，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没有积极化解矛盾，错过了疏导群众情绪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矛盾日积月累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小矛盾形成了大民怨，爆发了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这些领导干部认为,
人民群众也就是闹闹事而已，出不了什么大事，没有什么要紧的，发泄一下情绪之后，事件就会自然而然的平息，不必大惊小怪。具有这种盲目乐观思想的领导干部容易产生懈怠心态，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掉以轻心,表现相当迟钝，丧失了处置事件的主动权，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使得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2.恐慌心态
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有些习惯于常规管理的领导干部惊恐万分，方寸大乱，不知所措。特别是在一些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群众选择以违法的形式来表达其合理的利益诉求，人与人之间通过互相暗示和模仿，情绪相互感染，参与人员的非理性因素逐渐增长，以至于达到狂热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容易将愤怒的矛头直指政府部门和主要领导。如此一来，群众与政府处于对立状态，主要领导被推到风口浪尖。俗话说：惧怕危险，比危险本身还要可怕一万倍。此时，领导的恐慌心理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匆匆忙忙，做出错误的决策;二是无所作为，没有做出任何决策，还在等待观望之中。第一种情况结果可想而知，决策失误，不能有效化解冲突;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只能使冲突进一步激化，事态更加严重。 3.逃避心态
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面对人潮汹涌的现场，有些领导干部不是到现场与群众对话，疏导群众情绪，而是在办公室里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还有些领导干部派副职或工作人员出面应付了事，自己立马从后门或侧门溜出去，躲得远远的，不敢与群众见面，更别提沟通了。这么做，不但问题无法解决，反而会使民情激愤，引发过激行为。有些群体性事件涉及多个部门的诉求，有的领导者不是试图解决问题，而是想推卸责任，你推给我，我推给他，问题在几个部门之间推来推去，哪个部门都有责任，但是哪个部门都不愿意去牵头解决，最终导致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4.隐瞒心态
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有的领导者害怕上级部门追究责任，丢了“乌纱帽”，千方百计掩盖事件真相，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这种心态影响下，有的领导者以“群体性事件一般不公开报道”为借口，实行信息封锁，不让记者进入，不许消息外传。有的领导者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为了快速平息事件，有些领导干部不是绞尽脑汁、想方设
法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的做法，花钱买平安。有的领导者知道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事件想捂也捂不住，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1]。 5.急躁心态
有些领导者面临突发群体性事件时，会立马进入冲动的状态。其急躁心态会导致自己失智，心中无数，仓促上阵，工作起来缺乏周密思考，不善于统筹安排，不善于抓住事件解决的关键，结果会使本来很简单的群体性事件复杂化。有急躁心理的领导者习惯使用行政强制手段，要求动用警力，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命令警察到现场驱散人群，警察尴尬地被置于群众的对立面，直接造成事件的恶化。
二、矫正领导干部不良心态的对策
1.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目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数与领导干部存在懈怠心态，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密切相关。改变这种心态的关键之举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可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才可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会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群众利益，及时解决问题，才能有效减少和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它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之后，领导干部懈怠、逃避、隐瞒的心态都是不可取的。改变不良心态，化解事件的有效措施是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做到心中装着群众，真诚与群众沟通，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群众诉求。对于合理诉求，要尽快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承诺解决的期限;对于无理要求或者群众理解有偏差的，要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2.提高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能力的提高，是矫正不良心态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综合培养和不断实践的过程。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学习培训。举办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专题培训班，提高领导干部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消除懈怠心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培训方式应多种多样。可运用情景模拟式教学方式，加强对领导干部心理素质的培训，消除其急躁、恐慌心态;可运用案例式教学方式，让领导干部从古今中外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案例中学习如何科学应对群体性事件，汲取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不断积累知识，提高实战能力。二是重视实践锻炼。实践锻炼是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的根本途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领导干部不能怕，不能推，也不能逃避，要积极应对，不断提高组织指挥能力和现场处置能力。事件平息之后，要及时进行反思，既总结成功之处，又查找问题所在，不断积累工作经验，以便今后能够轻松自如地应对群体性事件。同时，要经常组织一些现场模拟演练，使领导干部真正熟悉掌握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和处置方法等，不断提高实战水平。三是深入调查研究。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都会出现苗头和迹象，只要消除懈怠心理，及时发现和高度重视这些苗头和迹象，及时采取措施，就能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和发生初期。因此，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准确地掌握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预警性和深层次的信息，防患于未然，做好预防工作。
3.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选拔和考评机制 一是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目前我国干部选拔制度中论资排辈熬级别的现象还较普遍，在这种官场陈规之下，优秀年轻干部难以被提拔重用。因此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刻不容缓。一方面要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为群众拥
护的干部创造脱颖而出的条件,把有基层工作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的优秀年轻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执政为民;另一方面要以制度管人，对于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领导干部，必须铁腕狠治，将其清理出领导岗位，真正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这有利于消除领导干部的懈怠和逃避心态。二是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考评机制。目前对领导干部的考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考评，这种干部考核制度存在缺陷。由于干部考评主要是领导说了算，民主测评往往走过场，这就造成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上面考核什么就干什么，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至于群众的需求是什么，则无心过问，很少研究。这种干部考评制度不能消除懈怠心理，不利于减少和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为了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一方面要把积极预防和成功处置群体性事件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考评机制，促使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正确的政绩观，真正对人民群众负责，为群众多做实事。中央最近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赢得一致好评。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考评机制的重点在于加强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考评。让群众考评干部，就是把话语权交给群众，让群众对干部的业绩作出评价，产生“倒逼效应”，让领导干部努力自觉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积极开展工作。为了保证考核结果的准确性，真实掌握群众公认的程度，必须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全面了解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实绩，全方位地了解干部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与对基层和群众负责的一致性。 4.完善官员问责制度
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正式走上了法制轨道。对群体性事件的表述是《规定》的一大亮点。《规定》第五条指出：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规定》第八条进一步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从重问责。《规定》第十条明确指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这些规定有利于消除领导干部在应对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产生的懈怠心态、逃避心态和隐瞒心态等不良心态。但是要从根本上杜绝这些不良心理的产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度。具体来说：一是增强《规定》的可操作性。《规定》中有些条款比较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如《规定》第七条指出：“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但是某个事件发生以后，到底该适用哪一种问责方式，没有明确。因此需要出台配套的细则，对哪些人要问责、问责到什么程度，要进行科学而细致的量化区分，否则就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或者不用，仍然容易滋生不良心态[2]。二是扩展问责主体。我国现行的问责主体比较单一，主要是“同体问责”，即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这种问责难以避免官员互相包庇现象的产生，容易导致问责不公或问责不实。国际经验表明,有效的官员问责需要问责主体多元化,需要“异体问责”，即立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参与问责。因此需要扩展问责主体，既要有“同体问责”，又要有“异体问责”，确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三是建立庸官问责制。所谓庸官问责制，是指拥有公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工作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损害了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就要受到懈怠权力的追究[3]。庸官问责制具有未雨绸缪的防范效应。作为领导干部，要成功应对群体性事件，需要消除不良心态。
[参考文献] [1]周伟：《“问责制”下的基层干部五种心态》，《半月谈》2009年第12期。 [2]胡亮：《政府官员问责制背后的喜与忧》，《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7月22日。
[3]沈小平：《应大力推行和建立“庸官问责”制》，《理论前沿》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