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出处：Savigny H.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et[J]. Politics, 2002, 22(1): 1-8.
公共舆论，政治沟通与网络
Heather Savigny
引言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通常能够介导公共舆论，其中包含了在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公共领域”。现如今这一领域的一大特点是由政治家和媒体之间利益竞争所产生的市场和民主原则的冲突。信息的演绎因为冲突中的争辩变得扭曲。“公共”的观点的提出不再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在沟通系统环境下，与那些寻求保留控制信息传播的政治行动者产生的冲突中所构建而成的。不断膨胀的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交流渠道，对传统媒体的首要位置和政党对公共舆论创造者的身份提出了潜在挑战。
公共舆论对政治行动者保持其合法性和政治权威性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代自由民主社会中，公众舆论通常为大众传播媒所介导，无论是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或是更多的在于对舆论产生的反思。于尔根?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框架，并通过其分析了媒体和公众舆论形成二者的关系。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舆论概念的典范是以理性批判、无偏激争论和普遍确定为前提的。当代大众传媒包括公共领域，但这一领域的特点是市场和民主原则间存在的冲突，即媒体焦点曲解成追求关注的获得而不是提供信息。“公共”不再通过思考得出结论，而是通过通讯系统在与那些寻求保留控制信息传播的政治角色发生的冲突中构建而成。
然而设定组成公共舆论的争论的环境与背景因素通常都在政党的职责范围，在当代政治中，不考虑政治性策略在媒介下的表现与作用，几乎很少有行动者会去追求它们。技术进步对政治活动的性质和政治消息本身有一定影响。每一次通信技术的发展都会引起在对公众舆论的冲击和影响方面的担忧。互联网是一个工具，并且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精英控制。这一媒介为个人参与和应对现存辩论论坛的挑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本文通过哈贝马斯理论框架，提出了关于互联网在政治沟通和构建规范性以及重塑与传达公众舆论方面的理论问题。互联网的发展是否代表着一个为民主政治复兴与加入变得更有意义的机会？或者这个新的媒介，是为传统的和新新精英们所利用，来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的维持的？ 公共舆论
合法的政府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是理想的代表,反映并响应公众舆论。然而,有相当大的争论关于什么是公众舆论。这个词往往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作为公共意识，还是表示任何在公共场合表达的行动。个人观点形成的微观心理视角提供程序上的原因，而宏观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并试图通过使用调查使意见量化。公共舆论规范性角度的形成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他认为，“公共领域”是舆论形成和表达的地方，也是国家和公民展开社会互动的场所。个人在公开场合对自身和国家的做法通过理性辩论共同予以反映是至关重要的。仔细的考虑判断，社会规范与价值标准能够支撑政府社会危机管理。如果能得到区域内他人的认可，那么它们就被认为对于促进团结凝聚而不是分离是行之有效的。这种理性思考的特点是对于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的控制都有言论自由、普及和包容性。哈贝马斯对开展理性与批判性辩论的平台转移进行的图表绘制，展示了公共领域的政治任务怎么会变成对公民社会的监管。大众媒体已经包含在这个“公共领域”,对公众舆论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同时媒体与市场状况的可获取性的增加使其被认为可以预防国家和公共机构对公众领域的统治。媒体和国家已经交织在一起。当代媒体必须平衡市场的需求与现代国家的民主要求。这种紧张关系来源于国家及其机构试图塑造公众舆论，和媒体民主功能的利润驱动的冲突，是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公共领域的特征。市场力量和政治行动者的压力导致传媒不仅是创造者还是辩论者，而非告密者了。 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沟通)都有语言和非语言上的多种意义。罗伯特·丹顿和加里·伍德沃德以发送者的意图影响了政治环境来描述政治沟通,布莱恩?麦克奈尔将其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交流。根据定义，公众舆论意味着沟通。在一个选举权和参与度膨胀的时代，大众的沟通方法对于告知群众和传达精英意见是很有必要的。在1922年，沃尔特·立普曼曾指出，公众舆论是可以被制造的，可以被那些有兴趣这样做的人任意塑造和操纵。在现代社会，媒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什么构成了公众意见，通过对公共焦点和政治行动者的把握提供了非常多的信息。正是通过媒体作用，使公开辩论具有组织性，当代选举被安排执行，政治（和社会）现实可能被构建。从标准上来说，媒体应该通过自由和准确的信息，使公民拥有充分的信息以获取辩论中的政治选择来行使民主权力，增强公民归属感。然而，公众通常只能够反应或应对媒体内容而无法控制它们。什么是媒体沟通，如何开展对于选民信息的获取，深入的理解和解释公共生活、事件、热点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媒体学者们争论的媒体影响其受众，但精英们已经认识到媒体的重要性并可能会寻求关于“框架”的问题，以致发展成媒体表达的陈述和故事导致某些问题的报道会牺牲他人的环境。由于传统媒体主要是受吸引观众的愿望的驱使，新闻和政治传播的日常议程会变得由观众想要或需要推动而成
的媒体期待所决定。如果公众舆论是理性的，东拉西扯的，符合哈贝马斯理想的，那么让人们了解这些信息的途径和信息的质量是关键。而非组织化、制度化国家的职责和市场需求决定他们仍然需要面对压力,并且可能会使他们的自由被限制。通过权威的信息介绍，被动性被不断鼓励。大众传播模式越来越表明现在的媒体功能旨在展示和获得关注，而不是去表达，说服或通知。在媒体对观众与利益渴望和政客操纵信息欲望二元性间的不安，导致对理性的重要的辩论的规定可以预料到的失真。 政党与媒体
公众舆论对政治精英鼓动人们支持至关重要,不仅在选举时期,还包括保持政治权威和合法性这一更广泛的背景。政党依靠沟通过程的平稳运行来与那些将投票并承认他们合法地位的人交流。政治党派的一个系统性作用就是它的交际功能：提供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作为传播媒介的大众传媒的成长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已然成为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关于媒体效应的文献分析了对于信息传播中媒介的影响。政治行动者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寻求自身塑造公民的信息的方法。经营权的扩展和更广泛的传播渠道的建立使一个政策被媒体掩盖、竞选议程被公开在屏幕上的几乎由媒体主导的政治环境。政党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试图控制向公众传播的消息，这已经成为了惯例。在承认媒体有效沟通与管理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新工党政府任命协助通信的顾问的数量达到前所未有。高级幕僚们不仅能在事件传递上满足媒体，还包括对事件的解释说明。在认识到视觉元素上的沟通的意义，当事人可能会寻求构建“媒介事件”，以获得在视觉媒介上，大众主流控制之外的免费宣传。进一步说，政客演讲时概述一项政策或热点问题，或设计用来夺取新闻头条的“原话片段”的使用也已成为政府用来吸引媒体关注的方法。而且正如丹尼斯卡瓦纳所说，“这无疑造成了演讲技巧的退位和对政治辩论的精心计划或对复杂问题的探讨。政治新闻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媒体报道渐渐成为对事件的评论和分析,而不是在公正的陈述事实。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新工党中最著名的高级幕僚之一，他认为这是媒体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模糊着新闻与评论,并且他觉得他的工作就是把政府的消息透过媒体这一障碍传达出来。民主理想和市场原则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反映在政治党派和媒体的目标之间。因此，这场控制信息的争夺战对全体国民、公共领域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来说有几方面的意义。如果公民要响应民主理论的要求对他们的管理给予同意，那么他们就必须清楚所作决定的性质。普遍认同的是，媒体不是政治家的傀儡，也不仅仅只代表了政策。然而，他们可能在制定政策的主要方面比较活跃，因为观众的愿望代表着他们必须推销的是什么。如果利益扭曲了公众意见基础的形成，这就意味着因为理性的、批判性的争论使政客演讲的原话片段和视觉上的叙述变少，这对于系统及系统内的行动者的合法性形成
了一个挑战。因此公众舆论不再符合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规范性的期望。政党都想要主导信息传播过程,试图塑造公众舆论,从而不仅在选举的时候，还包括获得合法性与凝聚力过程的大背景下能够保持消息的灵通性和动员的有效性。虽然媒体和政治家的动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在于他们之间关于构成公众舆论进行的记叙。媒体为政府官员所使用的这一角色已经改变。媒体不再为辩论提供信息；相反，它们被用于政党动员民众支持、说服民众以及使政党获得关注，而不是仅仅提供信息。 网络
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国家、政府和政党的控制，从而提供了潜在的政治沟通革命和民意表达性质的形成。媒体和信息在以政治沟通的传统渠道为特征的失真中是不受限制的。在哈贝马斯理论中，互联网是辩论不受到强迫，言论自由盛行且不为利益所扭曲的地方。信息可以自由地传播和接收。新媒体分散知识的生产和民主化的舆论形成的互动性是传统媒体所受到的挑战。通过这样的分散技术来检查统治的当局信息流动的管理。这种新媒介显示出履行作为为公众无私提供信息的标准角色的预兆，公共舆论也因此形成。多元的方法突出了互联网作为沟通的方法之一以及强化民主进程的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实现开放和更负责任的政府。大多数英国政府计划旨在通过学校/学院的互联网增加访问,借此固化大众媒介的性质。隐含在这些提案里的是一个分散权力,提供更多的可以获得建议的访问点，增加公民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科尔曼等人认为,“较强的和清晰的公民和他们的代表安排之间的信息流动,以及在立法和行政之间，促进自由民主更加健康”。乐观主义者认为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交流的方法,也作为一个民主进程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媒介的互动性质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公众意见的表达,治理和决策的过程。可以说，互联网代表了一个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抗衡力量，并试图通过国家、政治党派和传统媒介来定义并保卫维持现有地位。通过互联网可以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水平或垂直、动态的双向互动过程。这是一个由媒体和政党相互间利益竞争但尚未脱轨和失真的媒介，但这二者同样，不能设置议事日程或控制辩论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体现了哈贝马斯理想化的以通过舆论可以形成作为基础的言论和信息自由。然而，这一领域的言论自由，其特点是信息流的不受限制不一定等同于知识的增加。矛盾的是，媒介本身的性质，没有经过传统媒体的“过滤”，可能会削弱其作为信息来源的效用。与电视和新闻不同的是，缺乏对内容的编辑控制，可能意味着公众辩论的根据可能来自不实报道而非权威消息。尽管这与所追求的似乎是矛盾的，但思考就意味着通过详细的审查，驳斥和验证来对公众意见与想法进行测试。现有的研究表明，互联网推动着不同的人之间的交流，但并未并使讨论的层次得到扩展和深化。韦恩认为，许多政治讨论是“不明智的，片面的，不合理的行为”。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