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增长失衡问题导致未来中国增长面临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双重约束。一方面，经济赶超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结构失衡以及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可见，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在加速推进，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西欧早期工业化时期，涉及的人口只有1.3亿，而中国当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则要涵盖13亿人口。这样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将会给资源能源与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这无疑会对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形成自然方面的约束。
与此同时，社会方面的约束也在增强。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其一，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在0.46左右，已经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其二，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但考虑到城市隐性补贴以及社保等因素，城乡差距还要大得多。其三，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处于一个逐步下滑的过程。这些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成为扩大内需与转变增长动力的瓶颈和障碍，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二五”的对策
面对诸多严峻的挑战，“十二五”期间我们该如何应对？
首先，政府要转型，特别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政府转型是指要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当前来讲，紧迫的任务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首先，政府性驱动不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对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直接效果明显，但会带来财政风险。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承担。比如这次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第三，政府性驱动还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足，寻租腐败等问题。
其次，改变政绩评价体系。目前对于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还是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率。尽管加上节能减排指标，但还不足以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值得指出的是，即便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发展、经济转型，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又面临着“速度不减，指标不降，排名不跌”的挑战，使实质性的转型很难推进。因此，只有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考虑更多的社会性指标（比如居民收入增长率，就业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环保水平等），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绩评价体系，从而转变地方政府行为。
第三，更加注重发挥价格、财税机制的作用。发展方式转型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在掌握大方向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价格信号与财税激励的作用。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上不会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只有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使地方财政有新的支撑，缓解地方财力、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才不会出现地方单纯依赖土地财政、畸形发展房地产的问题。另外从根本上，只有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价格信号才可能更加准确，从而更好地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供给的效率。
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改革来实现或保障。所以，“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变危机为改革的重要契机。关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与答案都有了，现在需要的是非凡的勇气与魄力！
编辑：高远至
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做好群众工作——瓮安干部对话录
《半月谈》 201002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707字
本刊记者王丽李忠将
编者按：“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树立正确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意义重大而深远。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了数万群众聚集，打、砸、抢、烧县委、县政府的恶性群体性事件，这是基层群众工作没做好的突出表现，是当地长期积聚的复杂矛盾的集中爆发。瓮安事件后，当地党委、政府深刻吸取教训，疏通民怨的“堰塞湖”、补足社会管理“短板”，千方百计做好基层群众工作，终于重新找回了百姓的信任。
据贵州省统计局调查总队抽样调查显示，2009年，瓮安县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5.6%．名列费州省第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一。据贵州省农调队抽样调查，瓮安事件前，群众对瓮安干部作风满意率仅为27.6%,而目前这一指标提高到85.6%．提升了58个百分点。最近，就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要求，瓮安的县、乡、树干部进行了对话。
创新社会管理，从矛盾纠纷捧查调处入手 龙长春（瓮安县委书记）：“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堆积的矛盾不及时化解，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和调处是社会管理的源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必须抓好这个源头。
瓮安事件后，县委、县政府痛定思痛，同步启动“县委书记大接访、千名干部大巡访、千名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走访”等五大访，组织干部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化解各种矛盾。
我的办公室门口一直醒目地挂着“县委书记”的牌子，领导的办公室没必要遮遮掩掩，就是要让群众可以方便地找到县委书记反映问题。大多数信访件都是零散的个案，可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对老百姓来说却是关系切身利益的“大事”。
瓮安事件后，县委规定，每月由县委书记挂帅，班子其他成员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同参与的集中接访不少于两次；县委常委、副县长带队到乡镇接访不少于一次：每天必须有一位县级领导干部在县信访局坐班接访：形成县、乡（镇）、部门联动互动、共同解决问题的大信访格局。两年来，我接访并签批督办的各类信访案件有906件．现已办结回复902件。 邓太华（瓮安县信访局局长）：在深化五大访活动基础上，全县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排查工作坚持做到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制定解决措施，及时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县委抽调33名富有经验的老同志组成7个矛盾纠纷化解督办工作组，督促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对有可能影响本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力求做到早发现、早掌握、早调处，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凡是因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力，引发100人以上群众非正常上访或群体性事件的，县委将对有关乡镇或部门的党政一把手实行就地免职。
生效判决执行难、群众信访不信法，是当前信访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为此，县财政常设100万元法律援助基金，一是用于解决生效判决中存在的执行难问题，二是用于帮助困难群众支付必要的诉讼费用，引导群众依法行使诉权。
做好群众工作，在改进干部作风上使劲
犹永凯（瓮安县雍阳镇党委书记）：雍阳镇是县城所在地，我是瓮安事件后首批通过公
推直选选出来的干部之一，要改变干群对立的状况，化解干群矛盾，就要疏通民意上达的渠道。
雍阳镇建起了便民为民综合服务中心，一是将合作医疗、民政、计生、财政、国土等以服务为主的部门整合一体，组成窗口服务大厅，解决群众办事难的问题：二是将信访、政法、综治、司法等部门组成负责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化解矛盾纠纷的信访维稳大厅，解决矛盾堆积、民意不畅的问题。通过矛盾纠纷大化解、社会帮教大拓展、情报信息大搜集、群防群治大开展、流动人口大管理、公正执法大推进等六大措施，切实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 瓮安县还组建了23个乡镇综治维稳中心，聘用维稳信息员2300多名，县城和各乡镇均组建30人以上的民兵应急分队，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瓮安事件后，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按照“发现要早、化解要快、处置妥当、防止蔓延”的要求，建立“统一指挥、分级负责、科学决策、果断处置”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同时建立社会稳定分析研判制度，努力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和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刘华龙（瓮安县副县长）：瓮安事件中，县委办公楼被全部烧毁，县政府大楼、县公安局大楼也遭到严重破坏，县委、县政府一度只能“游击办公”。今年7月，瓮安的党政部门，陆续搬迁至县城新区，新的综合办公楼不仅代表着党委、政府新形象，还成为带动县城发展的新引擎。
今年瓮安县在旧城改造中，已有1200多户居民被拆迁安置，却没有一户上访。让利于民的“优惠拆迁”方案和细致的矛盾化解工作，让瓮安县城十几年难以推进的旧城改造得以平稳推进。
县城规划混乱、拥挤不堪的状况长期制约瓮安发展。前几年，瓮安城镇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征地难、拆迁难，但其背后的根本问题还是政府与民争利，一些干部作风漂浮，漠视百姓疾苦，能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能争取的政策不尽力。
瓮安城镇拆迁坚持让利于民，对县城居民拆迁确定了“拆一补一，结构陈新不补差”的拆迁补偿原则：将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从每平方米25元提高到43.09元，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由原来单一的货币安置，转变为小城镇安置、货币安置、划地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多种安置方式，给群众提供更多选择空间。征地拆迁过程严格执行“两公告一登记”制度，即土地征收公告、征地补偿方案公告和征地补偿登记，让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保障群众的知情权。
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障民生 张杰（瓮安县玉华乡乡长）：瓮安县一直是黔南州乃至贵州省的经济强县，而社会建设却呈现出“短板”现象。例如，玉华乡矿群矛盾曾十分突出，矿山开采欠下了大量的“民生账”和“社会账”，群众对此十分不满。
虽然距离县城只有11公里，可矿山密集的玉华乡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为了补上民生欠账，玉华乡将2009年确定为社会建设年。目前路已经修通，还投资600多万元建设乡镇中学、村卫生室等，让百姓分享发展的成果。
尹德俊（瓮安县常务副县长）：学校校舍紧缺，学生在外租住民房，对学生管理失控。教室紧缺，班额过大，对少数学生学习管理失控是瓮安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改变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首先就要下力气解决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 2008年，县财政安排资金5200万元用于农村初中校舍、薄弱学校改造等工程，涉及改造项目68个，总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这些项目工程完成后，可以解决6000名学生的住校问题，使全县住校就读的学生人数达到1.8万人，占需住校学生的80%以上。
县委、县政府还多方筹集资金1.2亿元，新建雍阳中学，投资4000万元对瓮安二中进行改扩建，这些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县城大班额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县财政还投资8000
万元搬迁新建县医院，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完善基层民主，干群共建美好家园 田应喜（瓮安县珠藏镇党委副书记）：瓮安事件后，瓮安县率先在贵州省实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并逐步探索出“三议三公开”“四有模式”等新机制，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公益事业、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
“三议”机制，一是村民“商议”。群众针对自己生产生活所急需，或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投工投劳等情况进行广泛商议后，自行决定是否申报：二是村两委“审议”。村民意见和规划设计方案交由村党支部、村委会进行审议，最终由村民代表会议确定；三是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村两委将议定的设计方案以各种方式向全体村民进行通报，经过酝酿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就田土调剂、筹资筹劳的方法等进行协商，待取得一致意见后进行申报。
王世村（瓮安县珠藏镇桐梓坡村支部书记）：“一事一议”所筹资筹劳和上级财政奖补资金，能否真正用在所议项目上，是群众最关心的事。在推进“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过程中，瓮安县始终坚持“三公开”制度，对实施内容、实施流程、实施结果全部公开，从项目立项、审核实施到竣工验收都实行阳光操作，让群众全程参与和监督。
桐梓坡村是最早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的村寨，村民只用了4个月时间，就修建了总长近45公里、宽3.5米的水泥路。“三议”机制，真实表达村民意愿，使商议的过程成为扩大民主、凝聚合力的过程；“三公开”流程充分发挥了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了农民群众主人翁意识，激发了群众中蕴藏的巨大能量。
编辑：何晏
怎样看经济回稳过程中的通胀压力
《半月谈》 201002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718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
编者按：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抑制物价上涨，这是一个全球性难题。而美国“持续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中国的“三年来首次加息”，已经向市场释放出明确的预警信号。央行近日警示称，尽管通胀风险总体可控，但由于当前货币信贷环境仍较宽松，加之粮食价格上涨、收入分配及资源价格改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确定性的影响，未来物价上涨压力不容忽视。那么，引发通货膨胀预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美元贬值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有多大？在经济回稳的关键时期，社会各界又该如何看待价格问题？请看专家的分析。
货币超发是通胀加尉的主因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是2008年新增贷款的两倍多。大量的新增贷款与货币乘数作用结合，导致货币供给量加快扩张，进而导致房地产、股市、实体经济投资等多方面需求的扩张，进而引起相应方面的价格上涨。可以说，引发通货膨胀预期的主要原因，不再是传统的供不应求的因素导致的，而是货币超发导致的，因此本质上是个货币现象。
此外．2009年四季度开始，城市特别是一线大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出现快速上涨，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担心存款等家庭财产在购买住房方面的快速贬值趋势，这也加大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
另外，受成本因素推动，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持续温和上涨。今年以来由于天气原因导致蔬菜、水果等产品供给出现短期紧张，国际大豆减产导致食用植物油供给减少：节日因素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