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飙认为（袁飙，2002，）政策目标的修正行为和目标置换行为,从表面上看均是改变了初始政策,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实质上两者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政策目标修正行为对政策目标的改变是紧紧围绕着既定的政策目标进行,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政策目标的适度调整来更好地完成政策目标,是对初始政策目标的一种完善。而政策目标的置换行为却是背离初始政策目标,是对有效贯彻既定政策目标的阻碍。当政策目标的修正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对既定政策目标的背离而非促进其实现时,目标修正行为便蜕变为了目标置换行为。一项政策,只有在经过正式的政策终止程序后,才会失去效力,而在此之前,任何背离政策目标的政策执行行为均应视为目标置换行为,进行这样的限定,对保证政策的贯彻与落实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赵吉林认为（赵吉林，2003，）公共政策执行自主化,顾名思义就是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当政策目标、执行资源、环境发生变化、局限性或负作用加大等情况下,对公共政策进行的“调整”和“变通”。90年代后世界各国兴起了公共政策执行自主化的浪潮,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也强化了这一趋势。在政策执行自主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 “自主化”不是“自由化”。尽管政府和市场都可以作为一种主体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和对社会经济活动发生作用,但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力,可以发挥市场所不具有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所以政府政策执行机构在政策执行自主化的过程中,要相当注意其“自主”的“度”,必须符合既定的总目标和使命,不能“自主”到政策偏离最初制定政策的预期目标,使政策执行自主化演变成政策执行的随心所欲化或是自由化,否则“自主化”就会成为政策执行的障碍了。2 自主化必须在合理的范围。3 防止滥用权力。4 防止形成“诸侯经济”。
（七）关于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的构建研究
相关文献集中关注政策执行的信息沟通机制、公民参与机制、激励责任与监督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刘英茹认为（刘英茹，2003，）完善沟通协调机制，推动政策执行中的沟通与协调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沟通中信息交流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真实性是实现沟通效果的基本要求，也是政策执行的前提条件。要建立专门沟通机构，努力缩短沟通距离。实现沟通手段和技术现代化。规范语言文字。
胡宁生认为（胡宁生，1999，）由于公共政策执行中公众参与的非制度化因素，因此发展出一套与制度化途径相平行的的边缘机制，二者交叉作用于政策执行及反馈阶段。这两个层面的结合就形成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既有行政组织结构特征的“按原则办事”和“照章办事”，另一方面又存在与之相交叉和并存的“依关系办事”和“按比例钱办事”，因此要克服政策执行中因非制度化因素带来的影响，应该尽快完成扩大的政治参与所需的制
度和规范，将冲突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使之有序运行，注重公众参与的程序性法规和制度建设。
钱再见认为（ 钱再见，2002，）政治社会化是影响政策执行者的深层机制，政治社会化有助于政策执行者形成正确的政策执行态度，政治社会化决定了政策执行者的政策执行水平，不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保证。所以要推进政治社会化,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宁国良、陆小成认为（宁国良等，2003，）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民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是公民享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权利体现,是公共政策执行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公民参与政策执行计划、沟通、监督、评估等基本过程之中,以人事行政参与、行政合同参与、社区自治参与和政务公开参与为实现途径,确保公共政策执行民主化的真正实现和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落实。
丁煌认为（丁煌，2002D，）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政策执行效率，其关键应从以下诸方面完善监督机制：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落实和完善社会各项监督制度。
五、我国政策执行研究现状的评述及启示 (一)要进一步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研究
总体上来讲,国内有关政策执行的研究近几年呈现出发展的态势。但是和实际政策执行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相比，目前的研究还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还不能对现实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一方面，许多政策执行的实际领域还未能关注到政策执行的问题，还只是把更多的视线投注到政策的制定方面；另一方面对政策执行理论的研究还非常缺乏，这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具体政策执行的论述深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讲，我国的改革开放还会经历一段较长的转轨阶段，政策执行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还会长期存在，有些问题已经成为困挠改革开发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性障碍，因此政策执行研究急待加强。这种加强一方面是对实际执行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另一方面是在政策执行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 (二)注重理论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从我们收集到的文献来讲，政策执行的研究缺乏相关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支撑，这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的研究质量，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政策执行的研究只可能停留在较低层次。从理论上讲，政策执行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放开视野，广泛借鉴各种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因为政策科学本身就带有多学科研究的特点。从研究方法来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20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神速的世纪，也是哲学
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及相关社会科学进步最快的世纪。近百年来，自然科学的很多理论和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已经被引入或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成为这些学科学术研究的新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如数学、统计学等已经成为经济科学的国际通用语言和分析方法。在坚持和熟练运用传统的常规的如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努力学会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搏弈论、现代数学、统计学等科学的研究与分析方法，是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并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政策科学也不例外。从研究手段来看，需要更多的政策学者投入现实生活，生活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实验等方式开展政策执行的研究，只有这样，政策执行研究才有可能更快的发展。 (三)关注信息网络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信息网络正在强力的影响着公共管理的传统模式。信息的运用，网络的飞速发展会给政策执行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目前我们急需关注的重大课题，遗憾的目前有这方面的研究文献非常少，我们还没有充分关注到这个政策执行的新的平台。毋须置疑信息的沟通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认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客观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客观世界进行交流的内容和名称。”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同样存在信息的发散和汇集的过程:一方面,政策执行机关或执行人员向社会或某些社会团体释放、传递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设法不断地从社会摄取必要的有利于政策执行的大量信息。在这种信息交流和信息碰撞的动态过程之中,一系列有关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内容、指示、命令、法规(则)、政纲等首先在政策接受者中进行有效的传递、磨合和融合乃至认同;同时,让政策接受者明确、清楚政策的内容、宗旨等。这种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式的交流必须建立在较好信息沟通的基础之上。相反,信息沟通能力不强,必然导致政策接受者对政策范围一无所获、或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这样,也就给政策执行增添较大的难度和阻力。对于政策执行者来说,保持同政策接受者的信息沟通可以减少政策执行的盲目性,而且可以根据一些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执行方法和策略,不仅增强政策执行的效果。可见，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信息的控制过程,且是有效的控制过程。但是假如失去信息和信息沟通,这一过程也是无法控制的。从这一点上来讲，随着我国社会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务的兴起。我们有必要高度关注信息网络化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并给出强有力的理论说明。
(四)关注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改革政府、重塑政府、企业化政府的改革方案纷纷出台,为构建新的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提供了新的思路。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的突破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政府运行的思考,尤其是网络技术的突破改变了或正在改变政府的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状况,为社会公众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府活动,并将政府活动更多地暴露于社会提供了可能。在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框架下,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不断扩大,更多的私营机构、非营利性机构、中介组织和公众等参加到公共政策的执行中。公共政策的执行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借助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承诺执行、委托执行、合同执行、参与执行等成为新的公共政策的执行方式。目前,西方国家在公共行政改革中大多是按照这一框架建构新的公共政策执行体制。这样的趋势势必改变的传统的政策执行的边界和手段而使政策执行研究面临新的问题。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多元化对政策执行所带来的影响。在公共政策执行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这就改变了传统公共政策执行中由于政府外部缺乏竞争而由政府的一个机构或一个部门独揽某项公共政策执行权力的局面,相应地也可以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等。非政府公共组织由原来的公共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转为公共政策执行的主体,这应该是整个公共政策执行系统为了适应公共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最大的变化。一方面,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执行,例如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的政策执行既可以由他们来独立承担也可以通过和政府合作的方式共同承担,此时政府更重要的是行使监督政策执行的职责;另一方面,非政府公共组织不仅可以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而且对于那些必须由政府执行的公共政策还负有重要的监督职责。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使我们的政策执行的领域、主体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调整我们的研究领域和方法，那么传统的政策执行研究方法只会将政策执行的研究带进死胡同。 (五)注重政策手段的研究
目前，政策手段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麦克道内尔和爱尔默开发了政策手段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他们认为。过去的政策执行研究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如缺乏简洁的分离理论或框架，忽视长期的政策效果，过分集中在单一的或一组政策上，不能为政策执行者和执行者提供可以帮助他们选择政策手段和方法的知识。在任何新政策的执行中使用的政策手段和方法，是影响政策方案效果的最重要因素，新的执行研究应重点分析政策手段和方法，发展关于政策手段的知识，为政策执行者和高层执行者选择合适的政策手段提供帮助。麦克道内尔和爱尔默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分析分析框架，他们区分了四类基本的政策手段：即命令、诱导、能力建设和组织结构的系统变革。命令主要是指调整或者规范个体和代理人的行为、行动规则等。诱导主要只指为促使个体或者代理人能生产出某些产品或者提供某些服务而象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能力建设指为达到使个体或执行代理能投资于未来效益的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