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研究 总计 4 2 4 5 10 12 15 0 52 52 从上表可以看出，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在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上学者更多关注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偏差产生的原因及如何矫正等问题，在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研究中（应包括政策执行主体与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对象与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环境与政策执行、公共政策自身与政策执行）则更多的关注对政策主体的研究，比较而言关于政策执行研究方法论和对政策执行的过程、资源和手段研究则稍显不足。
（五） 政策执行的研究理论及方法
表5：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研究方法一览
研究方法/具体领域 具体专业领域政策 统计调查（普查、抽样调查及个案调查等） 实地研究 实验研究 文献研究（定量） 文献研究（非定量） 篇数 0 0 1 45 105 0 0 0 26 26 0 0 1 49 50 59 中国政策执行总体现状研究 0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 0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对政策执行研究中，实地研究和实验研究是空白，定量的文献研究也微乎其微，而统计调查研究只是集中在具体专业领域政策中，其余的文献特别是对中国政策执行总体现状的研究和政策执行理论研究基本上是非定量文献研究，总体上看，政策执行的研究手段较为单一。定性研究份量过大，其研究成果的说服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政策执行的研究中，只有12篇文献（6.7%）采用了某种理论去分析政策执行的问题，采用的主要理论有：政策执行理论中的史密斯模型（2篇）、新制度经济学理论（1篇），经济学模型（1篇），公共选择理论尼卡斯兰模型（1篇）、新公共管理理论（3篇），系统科学及非线性理论（2篇），委托代理理论（1篇），社会关系网络理论（1篇）。其余的文章则没有较为明显的理论分析基础作为支撑。
应该说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使用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质量，从这一点来看。目前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总体科学水平不高，有分量的成果不多，这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
四、关于我国政策执行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
由于专业领域政策执行研究较为分散,各自差异较大,这里只对我国政策执行总体现状研究及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作一总结。
(一)关于我国政策执行总体现状的研究
对我国政策执行的总体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关注转型期政策执行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上。关注的焦点问题为地方政策执行研究，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研究，对转型期中央公共政策失控研究等。学者们认为出现诸类现象的原因有：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出自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策信息漏损，监督体制不足，缺乏评估标准，执行主体政策素质影响，政策执行民主化、公开化不够，环境因素，中央和地方关系没有理顺等体制原因等。并对应地提出改进的措施。大部分文献泛泛而谈，对诸多因素等量齐观，使得这种分析陷入浅显、表层，缺乏改善目前政策执行现状的实际操作性的建议。
钱再见,金太军认为（钱再见, 金太军，2002，）在公共政策执行的实际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往会由于自身的态度、素质和能力等原因,消极、被动、低效地执行政策,甚至影响和阻挠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现象就是我国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现象。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的“中梗阻”现象,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阳奉阴违,拒不执行”;“左顾右盼,等待观望”;“讨价还价,政策攀比”等,大都可以从政策执行主体上找到原因。影响政策主体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包括政策社会化机制乏力，成本收益预期失衡，责任追究制度缺损等等。要克服“中梗阻”现象，就需要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知识水平和政策执行能力；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政策执行者的政策认同感。建立健全公共政策执行的责任追究制度。
丁煌认为（丁煌，2002A，）我国的政策执行中存在着政策执行阻滞现象。政策执行阻滞是指政策执行过程因某种消极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的不顺畅乃至停止不前,进而导致政策目标不能圆满实现甚至完全落空的情形。阻滞政策有效执行的制度缺陷包括纵向的政府间权力划分缺乏规范；横向的机构间职能配置交叉重叠；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制度不健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有待于完善等。防治政策执行阻滞的关键在于健全相关制度，要改进行政职权的配置制度，进一步完善改府行政组织间的职权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政府与执政党间的职权配置制度；完善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强化政策执行的监督制度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制度漏洞,从制度上抑制政策执行阻滞行为的发生,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郭渐强认为（郭渐强，1997，）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从我国国情和社会转型期的实际出发，应
该选择有限集权模式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上收不该下放的权力时，进一步下放应该给地方的权力。
（二）关于政策执行理论发展及方法论研究
从总体上看，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相对缺少，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文献中，有对过去政策执行理论及理论模型的总结，如政策执行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的回顾，有对邓小平、刘少奇等领袖人物政策执行思想的总结，有对政策执行研究方法论的初步探讨，如非线性视角中的公共政策执行研究，新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等。然而从总体上看，研究并不深入。
陈振明认为（陈振明，2001，）西方政策执行研究的理论包括四种途径与七种理论。西方学者们所提出的政策执行研究的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自上而下”途径,或称为“以政策为中心的途径”或“政策制定者透视”途径 二是“自下而上”途径。
三是“政策/行动连续统”途径,该途径或多或少有作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之综合的意味。
四是工具选择途径。
这种途径从这样一个观察开始———政策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将一个或更多的政府的基本工具应用到政策问题上,这些基本工具被称为政策工具。
较有影响的七种执行理论有:(1)行动理论———政策执行被视为对某项公共政策所要采取的广泛行动; (2)组织理论———强调组织在政策执行中的地位,认为只有了解组织是怎样工作的,才能理解所要执行的政策以及它在执行中是如何被调整和塑造的;(3)因果理论———将政策看作一种假设,将政策执行看作是引导人们达到目的地的地图,关心政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4)管理理论———强调政策执行是一个管理过程;(5)交易理论———认为政策执行是一个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过程;(6)系统理论———将政策执行理解为政策行动者与环境的相互作用;(7)演化理论———主张在政策执行中重新设计目标和修改方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丁煌认为（丁煌，2003，）应该从理论前提假设、基本研究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等三个不同层次对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方法论进行探讨。他认为对政策执行问题的探讨应该在资源稀缺性和理性逐利人这两个假设前提下,以利益分析为基础,分别运用行为分析和制度分析这两种具体的方法来进行。
金太军认为（金太军，2001，）目前我们应该研究的政策执行重点研究领域有：1、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的衔接和协调;2、政策执行的成本和效益;3、政策执行的原则性与灵活
性之间的张力;4、政策执行的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5、政策执行的可操作性;6、政策执行的艺术和技巧;7、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能力和价值取向;8、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和相关条件;9、政策执行的风险、阻力及其克服;10、政策执行中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11、政策执行的预期效应,包括潜效应和负效应;12、政策执行的奖惩机制特别是责任追究机制;13、政策执行的监控反馈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14、各政策执行主体间及其与政策目标群体间的沟通与协调;15、政策执行中的公民政治参与等。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有的学者已开始关注从非线性理论的角度开展政策执行研究，这无疑为政策执行的研究开阔了更为广泛的领域。公共政策执行系统是典型的非线性系统，运用非线性理论对公共性质问题进行研究始于基尔在美国的《公共行政评论》发表的“非均衡理论及其在共行政中的应用”一文。公共政策执行系统并不像正统的主流的公共行政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具有规则性结构，而是表现出强烈的非线性特征。王劲松认为（王劲松，2003，）公共政策的执行有赖于公共政策执行初始状态的塑造，而涌现则是塑造公共政策执行初始状态的一个重要目标。从现代系统科学的角度，运用系统的“整体涌现性”这一特征对公共政策执行初始状态的塑造问题进行刻画，找出塑造公共政策执行初始状态的三个促成涌现的因素，将对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三）关于政策执行的过程、资源和手段研究
该部分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少量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研究文献集中在论述政策决定和执行的关系和执行再决策研究上；而更多的文献集中在对政策执行资源和手段的研究上。相对来说，具体地去分析财务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权威资源、制度资源的文献不够；政策执行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研究较为缺乏。
陆小成，张林军认为（陆小成等，2003，）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政治资源的流失严重,主要存在“经济人”理性、路径依赖、素质低劣、制度短缺等原因。这就要求通过整合、参与、引导、创新的形式以加强公共政策执行中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加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财物、人力、信息、文化等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
谭保斌认为（谭保斌，2002，）思想政治工作是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手段,它通过制造舆论、说服教育、协商对话、表扬和批评等方法使政策深入人心、感召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引导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自觉自愿地去贯彻执行政策,实现政策目标。政策执行手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思想政治工作却总不会过时,只要政策执行者在实践中用心体察、认真总结、不断丰富和创新,就一定能更充分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充分调动人们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政策的执行力,保证政策目标的预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