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段落细读
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这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章氏的思想变化的历程相当繁复，依其《菿汉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归结。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齐物论释》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习朴学、诸子学以及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在因苏报案入狱之后，则改习法相宗，而后思想便以唯识学为尚，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不足比拟，固可谓“转俗成真”。自《齐物论释》著成之后，章太炎因齐物思想的启示，不再仅以唯识为唯一标准，转而认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之学皆有价值。）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么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没有七八部精心结构的，可以称作“著书”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语，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和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胡适虽然主张白话文取代古文，但他并没有否定古文在过去五十年的成就。这从他首先肯定了章炳麟在古文学上的造诣可以看出。）
章氏论文??推翻古来一切狭隘的“文”论，说“文者，包括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是一种代言的工具；一切无句读的表谱薄录，和一切有句读的文辞，并无根本的区别。（胡适通过解读章炳麟的观点，强调文的应用性，文是传达信息的工具，“文字本以代言”， 他说，“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实际上就是在为宣传白话文做准备。）至于“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和“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别，更不能成立了??有许多人只为打不破这种种因袭的区别，故有“应用文”和“美文”的分别；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伦理的裁制！（胡适再次强调文学的本质内容不能丢失，不能为了文采而故作高深而丢失实质性
的东西。可见其旨是在为宣传白话文的通俗性和其不拘泥于形式的特点做准备。）
章炳麟说：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薄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不得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学说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缊愉者，闻劳者之歌，心犹怕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妙论则以为恒言也。（章炳麟认为文学无文辞和学说之分，感人与否不在词藻，而在于是否“得我心”。可见其强调文学的内涵，而非“表谱薄录”。）
他是能实行不分文辞与学说的人，故他讲学说道的文章都很有文学价值??但他自己论文，却主张回到魏晋，他说：
魏晋之文，大体皆卑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为什么呢？因为
老庄形民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
又说：
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章
炳麟认为学习唐宋诗文的人，只是“利其齿牙”，学习汉代文学的人，也只是在记诵的层面。而学习魏晋文学者，不拘泥于前人，自己有独特的创新。这其中也蕴含着胡适的与之相类似的见解。）
“必先豫之以学”六个字，谈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并非因为他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国故论衡》里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见》，《原道》，《明解故上》，《语言缘起》说??皆有文学的意味，是故文学里上品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个复古的文家。他的复古主义虽能言之有理，究竟是一种反背
时势的运动。他论文辞，知道文辞始于表谱薄录，是应用的；但他的文章应用的成绩比较最少??有人问他如何做到古雅的文章，他曾把王闿运做文章的法子来教人。什么法子呢？原来是先把意思写成平常的文章，然后把虚字尽量删去，自然古雅了??（章炳麟认为“六书本义，废置已夙；经籍仍用，通借为多。舍借用真，兹为复始。”胡适基于章炳麟的观点，反驳他。胡适认为文学也要顺应时势，不能一味拟古。即使是这种为求古雅而将虚词删去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违背了文学要约定俗成，追求通俗化的要求。）
他不知道荀卿“约定俗成谓之宜”的话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这种“复始”的工夫虽然增加了古气古色，同时便减少了应用的程度??他知道文辞以“存质”为本，他曾说：“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但胡适认为即使章炳麟的文学观点是对的，但是在文学创作上，他依旧犯了故意拟古而使文章不易理解的毛病。如章炳麟的《订文》中的“后之林烝”的“林烝”就是故意拟古的表现。这些观点都是胡适在为白话文的宣传做思想准备。）
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簹之余，反之则”的盛世??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样“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
章炳麟论韵文，是个极端的复古派??他说韵文的变迁，颇有历史的眼光。他说：
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魏文侯听今乐则不知倦，古乐则卧。故知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国故论衡》中，《辩诗》，页九九）??（章炳麟认为对韵文的审美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能够“数极而迁”，产生新的文学审美。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也与胡适的观点相契合。）
这种议论的自然结果应该是文学革命了。谁知他下文一转便道：
物极必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李、杜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矣。
这种极端的复古论，和他的文学史观，实在是互相矛盾的。古今如果四言诗
之势已尽于汉末而五言诗已尽于唐初，如果诗之势已尽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说的“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了，难道他们还能复兴与今日吗？那“数极而迁”的文学，难道还可以恢复吗？（胡适指出章炳麟推崇唐以前的诗，主张“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而胡适坚决认为这种做法在今日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我认为，因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极端的复古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章炳麟的文学上的成绩与失败，都给我们一个教训。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理论做底子，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须向前进，不可以回头去；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文学“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使我们知道那“取千年朽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世是永不可能的了！
——摘自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年发表于《申报》五十周
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