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汉师0901 李定通 1502090134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比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章艳译，2011年6月版），那么我会说“《娱乐至死》是现代传播学时代的《共产党宣言》”。两者的特点都在于指出了现行模式和话语体系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必将走向消亡的宿命，而其实际意义却在于警醒我们，让我们在批评中发现缺陷，然后完善补足，以更好的把握我们现行的机制。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者和资本家人手一本《共产党宣言》，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以从中寻求启发不断地完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现代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和传媒人是不是也应该人手一本《娱乐至死》，在头顶悬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时反思，心存畏惧，然后共同把我们的传媒引向一条健康、繁荣的道路呢？ 一、媒介定义话语体系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首先讨论并阐述了媒介之于时代话语体系的深刻影响，其作用于社会形态的进程，经历了冲击传播基础→影响话语特征→改变思维形式→最终，定义社会话语体系的过程。
媒介即隐喻，是对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一一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所谓“媒介即信息”，波兹曼在修正麦克卢汉“信息”定义的基础上，指出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是世界。”最后提出“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媒介即认识论”则是在“媒介即隐喻”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因为媒介-隐喻存在，便产生出共鸣，“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的说法获得了普遍的意义。”（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
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旨在得出“媒介定义话语体系”这样一个结论，为后面印刷时代的理性和电视传播时代的娱乐性解释作了充分的铺垫。我们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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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二、走向娱乐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禁想到“走向共和”这一个庄严的词汇，两相比较，突然觉得滑稽可笑。解构“伟大”，鄙弃“崇高”本来就是娱乐时代内涵之一。
从电报产生开始，印刷时代构建起来的理性和话语体系就持续受到冲击，到了电视传媒年代，局面彻底打破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沦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书籍印刷时代培养了，诸如“冷静、理智、崇尚逻辑、憎恶自相矛盾”的优秀品质。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波兹曼把它叫做“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在现代传媒大潮的冲击下，印刷时代建立的话语体系逐渐瓦解，优秀品质丧失，然后我们走过了“阐释年代”并且越走越远。
接下来，我们将走向现代，走向娱乐。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世界。不连贯、非理性、反文化是娱乐时代的标志。写到这里，波兹曼提出了“伪语境”和“假信息”的定义，他指出：“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纵横字谜就是这样一种伪语境，鸡尾酒会则是另一种‘伪语境’···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情局及克格勃的特工们所说的‘假情报’，意识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形式——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处在信息繁荣的时代，也处在信息枯萎的时代。我们将面临到处是信息但却一无是处的尴尬境地。“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认知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我们的传媒，以至于我们的文化走进了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只有娱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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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悖论式的中国传媒
《重读<娱乐至死>》(鲁健)中说到：“（娱乐至死）已不仅仅是一本传媒学或文化批判学的研究著作，而成了一本哲学著作，它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对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看法。”书中提到了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奥威尔式的预言矛头直指专制和文化禁锢，赫胥黎式的预言则警示了百无禁忌的大众娱乐。波兹曼的论断无疑是传承和修正了赫胥黎的观点，然而对于当下的中国传媒，专制与娱乐并存，禁锢与放纵同生。从狭义的“娱乐”来说，中国的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就已经是3.04亿这个庞大的数字，而中国网民的规模也才4.57亿（数据来自CNNIC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同时，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哈贝马斯发现这种传播模式的哲学基础是“主体/客体”的倾斜模式。这样单向度的传播并不是真正的沟通。我们害怕信息被控制，然而在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如奔袭而来让人躲闪不及；我们害怕过度娱乐化，又不顾一切地拥抱和讴歌所谓的“信息时代”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两种情况之间的尴尬境地。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看，开篇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在悖论式的传媒世界里，我们是继续放纵，娱乐至死呢？还是求全责备，因噎废食，回到信息限制的时代？或者都不是，《娱乐至死》之于我们就该是一面镜子，时时警醒，及时发现传媒世界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修正。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平衡，奥威尔式和赫胥黎式之间的平衡，限制与放纵之间的平衡，民主自由与遵循传统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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