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文本不仅别人看不懂，自己也不知所云。用词不准、行文别扭、破坏兴致还在其次，更严重地可能会出现误译、错译。常言道，画鬼易画狗难。因为画鬼没有参照点，如何胡涂乱画都不为过。然而狗的外貌早已深入人心，任何一处描写不当，便会受到批评，便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就是要求译者最起码能画出简笔画，虽然不精，但应像一回事。即使画狗，也有三分狗样。
译者可以不懂行，但必须对下笔的文字负责，必须经过逻辑分析，理解行文走向及表达的内容。译者可以认为自己因知识所限，无法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拒绝工作。翻译业务是不可能固辞或拒绝的，这或许是译者的无奈。解决的办法便是与专业人士合作，自己负责文字传递，同行解决专业知识，将文字的信息讲解给对方听，专业人员结合专业特点讲出实意。这时，译者便可下笔了。末了，译者最好还请他们再次审阅自己的译本。 1．6．6高度责任感
翻译素质中仅有治学严谨与责任感不属于语言水平的范畴，但又是翻译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求。翻译的责任感必须从治学开始培养，从学习语言时便应该具备准确的下笔习惯。遇有不懂必须要有深人钻研、穷究根源、不找出答案誓不罢休的态度。要知道，“信”乃翻译的第一要求。无信则不立，失去根基的翻译如水上浮萍，何言传意?
翻译任何文字都必须有客观依据，客观地传递客观的内容。换言之，译者在用目的语再创作的过程中，必须符合语言翻译的客观规律：准备缜密、理解正确、译笔有据、内容忠实、符合逻辑。动笔前，需要认真阅读全文，全面了解翻译文本的内容。如果超出了自身的知识结构，还须阅读相关知识书籍，准备相关工具辞书，查阅背景资料，在正式落笔前做好充分的物质及精神准备，决定翻译的策略。理解正确是翻译的根本要求，而汉语作为母语，只要稍许认真，估计并不难解决。然而有些内容可能涉及历史、文化等知识，绝不可掉以轻心。
“译笔有据”要求译者不得妄加信息，不仅要求行文准确，而且任何信息都必须源自于源语文本。翻译不等于创作，不允许添油加醋。忠实于原著，这是译者的责任。高度的责任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这个方面，译者必须对作者负责，不能曲解或更改他的意图。符合逻辑，这是译者对自己的要求。有这么一句话，合乎逻辑的译语文本并不一定正确，但是不合乎逻辑的译语文本肯定不正确。逻辑通常是检验译文文本的手段之一。
有了高度的责任感，译者的翻译过程便不会草率，往往需要数易其稿。原则上讲，第一稿处理信息，第二稿确认并通过逻辑校验，校验的过程也是对文字的再处理，宏观到文体风格，微观为标点符号、词组及配合。译道高手，无论多么精明都不可能一气呵成，只要细加追究译文，就能发现其中的毛病。第二稿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往往会出现不少疏漏或误译。如果是文学作品，结果可能被出版社弃用。如果是科技翻译，后果更是可想而知，造成损失或许还是小事，说不定会造成纠纷。第三稿为润色定稿，这也是翻译的最后环节。如果可能，最好冷处理一段时间译稿。译者在完全忘记译稿后，再重拾起来做最后的处理，头脑因冷静而变得更加敏锐，会有力地拔高译文的质量。总体上讲，第三稿就是在完整把握信息的基础上，再次整合语言，恰到好处地调整话语的冲击力或震撼力，从逻辑、审美等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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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色文本，提高译文的质量，使之达到可以付梓的水准。
1．7 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主旨在于培养新一代外语工作者，令翻译主体认识到翻译的社会作用、功效、前景及翻译的要求。翻译教学在介绍翻译学理论、技巧的同时，还会要求学生学会如何起步，从开始掌握翻译基础知识起，到熟知翻译理论、运用翻译技巧为止。学习翻译技能，提高翻译理念，结合外语知识，运用母语优势，从语法到语义，从修辞到审美，这些都是翻译教学中需要掌握的内容。这样讲来，可能因信息多而有如一团乱麻。学习翻译，应该循序渐进，剥茧抽丝，做到有点有面，才能有张有弛，点面兼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7．1 理论为纲
翻译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就当前而言，翻译理论派系林立、看法各异。不同学派的争议虽然在理论界此起彼伏，但对翻译基础教学则无多大帮助，故不介绍。理论的主旨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翻译理论的作用就是指导翻译实践。总体上讲，翻译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性要更强些，因为文学对文字的要求更高，表达更丰富，修辞与审美理念体现得更加充分，所以它涉及的语言特点更多，结构更复杂。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更多，需要的手段更复杂。比如，翻译种种技巧、归化和异化、可译不可译等等。当然在我国翻译的早期，翻译的理论更多地来源于佛经翻译的实践，并回过头来再指导实践。当时的高僧曾提出“五不译”、“直译”和“意译”的观点。事实上，在现实的社会中，更多的外语工作人员所从事的是非文学翻译，他们处理的文本多为实用型。如公文、科技、新闻、法律、商务等文本。但是无论何种文本，他们除了各自的语体语篇与行业用语不同之处，在处理文本信息过程中，仍旧需要借助源自于文学翻译的理论与技巧。
理论为纲，纲举目张。理论作为指导性的翻译“政策”，引导并制约着翻译决策等诸多实践手段，令其朝着实用、可行的方向发展。翻译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提出了种种标准，比如，翻译的终极目标：为译文读者服务；翻译的标准：信达雅，翻译的实践：理解与表达；翻译的教学：从理论到实践；翻译的主体：作者、译者、读者，当然在译者身上体现得更具体、更充分；翻译所受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等等。比如，在实用文本的翻译活动中，实用文本有着现实性很强的目的，显然受到译本的委托人、接受者以及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翻译目的与功能自然是实用文体翻译的依据与归依，而功能目的论的理论核心也在于目的和功能，两相印证，理论和实践有可能很好地结合(方梦之等，2004：10)。同学们学习理论，可以拓展视野，不至于陷入局部，而失去了“庐山真面目”。 1．7．2 技巧为主
翻译教学中，学习翻译技巧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正如前面提到过那样，在翻译实践中，首先面临的便是源语。而源语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可能与目的语相同，尤其是东西方语言之间。用源语写就的文本几乎不可能用目的语移植，因为它们之间涉及的不同太多：一、词汇不同，词汇的音、形、义三大元素没一样相同；二、语法不同，从理念到意识，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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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到表达习惯，法语与汉语之间的差距都相当大；三、社会背景、文化认知不同，而这些都是语言承载的内涵，它体现着源语民族的思想意识与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等。试想，译者面临着的不同几乎包括了翻译的方方面面，如果不采用技巧，可以说寸步难行。
学习翻译技巧，就是为了解决翻译活动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有了理论基础，辅之以翻译技巧，就能从宏观到微观地把握翻译的过程，实现更好的语义转换。
2．翻译史简述
语言的功能旨在交流。某一特定的语言流行于特定的部族或民族内部，从而解决了人际间的交流问题。然而两个部族之间，抑或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呢? 无论是敌视还是友善，都需要沟通与交流，翻译作为沟通的一种手段，几乎伴随着语言同时而生。
而翻译作为中介手段，搭建起语言沟通的桥梁，成为操不同的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的工具。 语言艺术不像肢体艺术、不像音乐，它具有了一定的、独特的地域性。正是因为它的地域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便产生了困难，语言成为造成彼此间误解的最大的诱因。因此，
为更好学习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同时，有必要了解中国和西方的翻译史。
2．1简述中国翻译史
（介绍中国著名的、代表性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及译著）
中华的翻译简史，早期的《周礼》和《礼记》两书里就有关于周王朝的翻译官职的记载。总体上讲，漫长的中国翻译发展史大致上可分为五大个历史时期：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新中国翻译时期。
2．1．1佛经翻译时期
佛经翻译始于何时有两种说法。说法一：汉明帝永平十年；说法二：始于东汉恒帝末年（即汉恒、灵间：后汉末叶恒、灵两帝时代：147-189）。它发展于魏晋南北朝，盛极于唐朝，式微于北宋，销迹于元朝。翻译佛经的人物总体分为两类：一、西方来华的僧侣；二、西行求法取经的中国僧侣。他们因受到语言特点的限制和佛学发展的影响，而持不同的翻译观点。直译和意译之争便因此而起，形成流派，争执至今。自“译界开创二杰”安世高②、支谦③后，道安④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表明译文文本要符合汉语的规范，主张对译文文本的主观介入，从而推动了翻译理论与实践。鸠摩罗什⑤讲究“以信为本”的翻译思想，强调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的意境。彦琮主张直译：“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换言之，他为追求“信”，宁可译文不“顺”，也不得靠技巧为求“顺”而少“信”。玄奘⑦一生译著颇丰，影响也更大。他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他力挺将直译与意译完美结合起来，在译文中既讲究道安派直译之“忠实”，又兼取鸠摩罗什等人意译之“美雅”，从而将翻译理论与实践推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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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东汉—西晋
东汉：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
（后汉末叶恒、灵两帝时代：147-189）
安世高 直译
三国： 支谦 意译 西晋：竺法护 直译
中期：东晋—隋代
东晋：道安 鸠摩罗什（佛教史上译经大师） 意译 南北朝：真谛 意译
隋代：彦琮 直译
后期：唐初—唐中
玄奘（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意译 不空 （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译密教） 义净 硬译 宋代: 多硬译
2．1．2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
科学翻译时代，始于明清之际的徐光启、李之藻。他们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 意）、熊三拔（意）、汤若望（德） 的合作，译出了涉及十几个自然科学学科领域的书籍。
到明清两代，佛经翻译已微乎其微，继之而起的是翻译泰西文化的热潮。16世纪初，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先后进入中国，进行宗教活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介绍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以博得士大夫们的支持。应值得提到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此人学习过汉语，通晓《四书》、《五经》，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他很快就在明代士大夫中获得了广泛的好人缘，之后又得到明代皇帝神宗的青睐，很快获得了立足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思想（泰西文明）的社会平台。 徐光启（1562-1633）：
中国科学翻译的先驱人物，早年致力于天文、历算、农田、水利的研究。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科学）；徐光启还译有《测量法义》、《简平仪序说》等书，在他的译书中使用了一些专业名词和术语：几何、点、先、面、 平行面、钝角、三角形、四边形、地理经纬度、时差等。 李之藻（1565-1630）：
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介绍西方天文观阐释浑天说）等，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原名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共二十五卷，李之藻翻译了其中十卷），这是中国介绍西方逻辑学的第一部著作。 杨廷筠（1557-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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