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
肖瑞峰
内容提要 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诗坛风云之际，刘禹锡
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没有在两大诗派潜移默化的
影响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最终凭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
的艺术实践，成为足与两大诗派相颉颃的一支异军。刘禹锡对
唐诗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正是奠定其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 歌体式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作为这一时代的骄子，白居易、元稹、韩愈、孟郊、李贺、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都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韩愈在《调张籍》一诗中，一方面对李杜的诗歌成就怀有高山仰止之情：“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另一方面又有心与之并驾齐驱：“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刘禹锡则在《杨柳枝词》中以其高度的自信宣称：“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他们纷纷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领域，力图出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面目，从而使中唐之后再度呈现出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奇观。 在中唐诗坛上，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其声威所及，诗坛中人大多闻风向慕，而欲傍其门墙。但也有不唯时、不从俗的自立门户者，刘禹锡即属其例。尽管他与当时开宗立派、领袖群伦的韩愈、白居易均有深厚的交谊，且时相酬唱，却能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而没有在韩、白两种作
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等三方面，而这
关键词 刘禹锡 诗歌 历史地位 题材领域 传统主题 诗
派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这也就意味着，他既要在前代的李杜等盛唐诗人之外别开生面，又要在当代的韩白等中唐诗人之外别开生面，又要在当代的韩白等中唐诗人之外独辟蹊径。这当然不是易事。而刘禹锡却凭借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最终成为足与韩孟、元白诗派相颉颃的一支自张新帜的异军，赢得世人的刮目相看。后代诗论家在评骘中唐群英时，大多认为韩、白、刘、柳各有千秋。如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四即云：
元和以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其也。
亦有以为刘出韩、白、柳之右、为中唐诗坛之冠冕者。如杨慎《升庵诗话》云： 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当然，这也许是出于杨氏的偏爱，但刘禹锡在中唐诗坛的地位，较之韩、白、柳等人，确实“未遑多让”。而奠定他这一重要历史地位的，当然只能是他所取得的多方面的诗歌成就，只能是他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约略言之，其成就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
唐诗的题材领域是极为广阔的。诗人们功夺造化的笔触已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情感世界的各个角落。至于自然界的风光景物、天象节候，诸如花卉草木、鸟兽虫鱼、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等等，也无不被纳入笔底，形诸吟咏。可以说，从人世间到自然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未经涂抹的空白点和任何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而这中间，无疑也融合了刘禹锡的一份辛勤耕耘。
刘禹锡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是不遗余力的。唯其如此，其诗反映现实和表现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突破。
首先，他所致力描写的农业劳动的场景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几乎未曾涉笔的。也许可以说，在陶渊明之后，唯有他虽无“躬耕”的体验，却能将平凡的春种秋收劳动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如果说《采菱行》等篇尚属沿用乐府旧题，在已经前人拓荒的畛域中驰骋的话，那么，《插田歌》、《畲田调》等篇则该属于他“开边拓土”的新尝试和新创获了。《插田歌》云：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 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 农妇白紵裙，农父绿蓑衣。 齐唱郢中歌，嘤佇如竹枝。
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 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 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 路旁谁家郎，乌帽衫袖长。 自言上计吏，年初离帝乡。 田夫语计吏：“君家侬定谙。 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 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 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 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
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不是象盛唐的王、孟那样借描写田园生活和农村风光来抒发闲适情调与隐逸意趣，而是对插秧劳动的场景作近距离的审美观照，生动、活泼地展示了田家的劳动热情和生活态度。其中，田夫与计吏的对话，既缓解了紧张的劳动气氛，也给诗人精心绘就的插田图增添了诙谐、幽默之趣。全诗糅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可谓在田园诗的艺术园地中辟一新境。宋代杨万里的《插秧歌》对田家勤劳、艰辛的程度也许表现得更为真切，但就题材而言，却是承袭此诗；而运用人物对话来造成清新灵动、诙谐幽默之趣的笔法，也与刘禹锡此诗有着令人一目了然的渊源关系。
其次，他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诗人笔墨未至、锄犁罕及的。他在夔州贬地创作的《竹枝词》、《浪淘沙词》等民歌体乐府诗，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鲜而又独到的。诚然，七言四句体的《竹枝词》，在刘禹锡之前已见试作者，如顾况即有《竹枝词》云：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
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顾况为肃宗至德元年（756）进士，所作较刘禹锡《竹枝词》要早20 年。但将此调倡为民歌体，却自刘禹锡始；以此调吟咏民间风情与风俗，亦自刘禹锡始。从选取题材的角度看，不仅仅是《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蹋歌词》等组诗亦有所拓展：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翦下鸳鸯锦，将向中流疋晚霞。 ——《浪淘沙词九首》其五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竹枝词九首》其九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 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
——《蹋歌词四首》其一每首诗都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然而，如果仅仅流于风景画的描绘，那就失去了题材创新的意义。因此，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诗人将巴蜀特有的风情与风俗摄入了这些作品中。形成风景画与风俗（风情）画的有机融合〔1〕。这样，它们就不仅仅是唐诗中的精品， 而且成为民俗学研究的珍贵史料。
第三，他不仅在咏史与咏怀的结合上效法左思，而且继杜甫之后，将咏史诗导向“怀古”、“述古”、“览古”、“咏怀古迹”的方向，从历史胜迹和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史事、抒发感概，因而其取材更为广泛。同时，他还常常借古人之针砭，刺现实之痼疾；征前代之兴亡，示不远之殷鉴〔2〕。这样，他对题材的发掘， 也就较前人及时人更深一层。如： 万里长城外，荒营野草秋。 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 ——《经檀道济故垒》 潮满治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金陵怀古》二诗都致力于“咏怀古迹”，而与传统的咏史诗判然有别。就其对题材的处理与生发而言，前诗借哀悼刘宋名将檀道济的无辜被贬，寄托对王叔文等惨死于贬所的革新志士的怀念之忱和对滥施暴虐者的愤恨之意；后诗则旨在阐发兴废系于人事而不系于地形，以及荒淫为致败之由、亡国之因的独特史识，堪称于他人不到处别具只眼。后来，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著名论断也许比这更为精警，但所蕴含的思想却分明是由此诗中的诗化议论脱胎而来的。 第四，他不仅扩大了“咏物”的范围，而且强化了咏物诗的叙事功能，创造出咏物寓言诗的新形式。他在贬居巴山楚水期间结撰的《聚蚊谣》、《飞鸢操》、《养鸷词》、《有獭吟》等诗，所咏之物分别为蚊、鸢、鸷、獭，都是鲜为其他诗人攫取入诗作为讽托材料的，因而可以说在既有的咏物诗范围中引进了新的品类。这犹为次，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一类作品都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而带有劝喻或讽剌的功用，或借此喻彼，或借远喻近，或借小喻大，一似柳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