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种东西，我是觉得大家在做这个深度报道，因为它块头比较大，加之现在北青的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在这儿摆着呢，所以别说做深度报道，即使是一般的消息，影响可能都会非常大，所以报道出来的话就真是那句话“覆水难收”，你要做得不好的话，或者某种程度上是失实的话，真是你想拽都拽不回来了。
实际上当时在小消息的比较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同一天单发这条消息的时候，北青做得不如《京华时报》。《京华时报》的记者他至少打了一个电话给阳朔县委，问有没有签这个协议，所以在当天见报的这个消息里面，《京华时报》的标题是刘永好没有签成这个协议，北青的就还是《刘永好买走了桂林山水》。一个电话核实，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出来的结果最后会差得很远。
所以，我就觉得事实和真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我说的这种质疑，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客观地去探问一些事实，不是说“较劲”——非要跟人家说的不一样才是事实，要的是客观、真实。
刚做记者还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重视积累。我觉得所谓的深度报道，一方面可能是你事实探究得比较深入，你做得比较细，细节比较充实，还有一种是，可能你的立意本身是有深度的。这种立意的深度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积累。积累有几种含义，包括知识的积累，这个无论你从事哪一行可能都需要。但是新闻的积累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包括新闻的一些素材，包括一些新闻事件你可能都需要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笔记本里，在你的文件夹里，或者“我的文档”里。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互联网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我就是剪报纸。当时我做财经记者，跑金融的，我就把金融方面的报道我看见的、觉得做得比较好的，我都铰下来，铰得非常费劲，贴在本上。有时候铰下来最后因为多了也没去整理，但是这种铰的过程本身就是记忆。这个办法很笨，但我到今天还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虽然互联网、网络链接、查寻什么的，你会搜到很多信息，但其实这种信息的摘编是一种机械化的，就是它不是经过你人为的、主观的这搜集。主观搜集的好处在于你自己可以强化记忆，事后可以迅速想到这个事情，而不用非要电脑提示之下。另外一点就是那种机械的搜集、整理，它可能遗漏一些东西，它不是按最好的原则去整理，它只要这里面有这两个关键字它都会给你收进来，但堆砌中很大程度上没有高下的选择。
我看咱们那个版面经常也会配一些资料，整体感觉实际上就是链接，现在经常用这个词儿，但这种链接，实际上就是一种堆积，不是一种有背景有总结的东西。主观地积累的好处还在于，你积累到一定程度，本身就能发现一些选题。就是由于你的积累，你能在一个大背景下去看问题，就比如一件事儿出来，即便你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你做得非常好，细节、事实挖掘得足够深入，采访足够到位的话，你这篇稿子会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老记者，他曾经经历过一次与这个同样的事情，他能够非常轻易地就击败你，他会告诉你，这件事跟上次有什么不同，而实际上这种不同恰恰可能是最大的新闻。而你可能因为根本不知道那件事，或者说不了解那件事，在做稿子的时候你可能非常轻易地就忽略了那些恰恰是跟上次不同的信息，而那些不同可能正是我们新闻最大的亮点。
所以做记者如果加强这种积累，可能更有助于你准确地把握事实。而且你会有一种眼光是发展的，就是，我不是静止地、孤立地看待这一件事情。
还有我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提炼和归纳，就是你在做一个选题的时候要“找点”。这篇稿子你做什么点，找什么样的点来做，我觉得如果没有前面说的积累的话，你事实上做你的新闻价值的总结和判断有时候会发生偏差，你得不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总结。也就是咱们刚才前面说到，我做一个新闻，我要问问自己，我做它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看到我们做了很多很热门的报道，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它做出来有什么意义。
提炼是可以不在字里行间来表现的，因为记者应该是做调查者，他是做客观报道，但是理念性的东西有的时候更多地需要我们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当然有的时候是需要在标题中提炼出来，但是我觉得不管写不写出来这句话，但在你写稿的时候，心里要有这句话，要有这个谱儿。
刚才随便翻了几本杂志，看关于6C和中国DVD争专利权的事情，很多媒体就在这种层面上，就是说那天是大限，大限来了他们将会怎么样。但《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做的是《专利权剿杀中国企业》，说中国企业更多是在这种专利权上的一种无知，才导致了他们的这种紧张。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大限，6C对于中国企业要按知识产权的法律来讲，根本无权向中国企业发出这样的通牒。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如果能象这样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的话，可能会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就不会怕跟别人的选题撞了。写新闻、看问题养成自己的眼光、思维模式的话，你就不怕跟人撞选题，因为你的报道立意是完全不同层面的东西。
包括这次“浙江表姐”那个案子一样，大家都在追踪这个事实，我觉得追踪事实本身无可厚非，这是应该的，必备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之上你应该拎出一点来，我看有一个杂志它做的是“腐败托儿”——“腐败的新掩体”，它说反腐在逐步深入，很多人已经不会直接接受陌生人的贿赂，这时候需要有中间人来，腐败掮客来完成他们的行贿和受贿。这个结论就非常有意思，它把你报道的深度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它已经不再局限于在事实层面上的东西，做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篇稿子。就是即便前面的某一天已经做了一个整版了，都无所谓了，人们对深度报道的期待可能恰恰在于这些东西上。就是你提炼出新的东西，帮助他们读新闻，或者说看到新闻的另一面。
还有一个就是，像沙尘暴那天，大家都报得特别多，但我看《经济半小时》它算了一笔帐，所谓天气的商机，它还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说在日本，大概有多少企业的产值是通过气象的这个预报创造的，而这个产值在中国仍然是零。如果挖掘到这样的新闻的话，那即便事实层面跟别人没有区别，但最后你能给出这样的亮点的话，你还是高人一筹的报道。
还有像温州前一段儿打火机厂商去欧盟游说的报道。我让我们一个记者去做，回来记者就说这个情况是怎么着，而且采访对象抱怨政府不介入。后来我的看法就是，我说为什么让你做这个题，唯一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中国的民间姿态第一次出现在国际的贸易磨擦当中，你整个的主题，包括你的采访应该围绕这个东西去做，你不用在这篇文章里再给我指责政府怎么怎么着，好像没有帮他们，没有及时通知打火机厂商或者什么样的。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不是我们这篇文章里所要探讨的。需要在这篇文章里力推的是所谓“民间姿态出现在国际贸易磨擦之中”这一点。
还有一点可能跟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因为做了一年的英文报，虽然本人的英文水平比较差，没有办法，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英文报。我发现除了学到一些英语，还学到了做新闻的一些东西。可能可以跟大家一块儿说说。
有一点非常有感慨的就是，去年北京大运会的时候我们做过16天的大运村报，就是大运村里发行的面对外国运动员的报纸。当时我们请了一个外专过来，给我们做润色和修饰，把语言关，就是记者用英语写完稿以后交给他来润色成老外能够读得懂的英文。在这当中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的摄影记者在前方拍回很多非常漂亮的照片，拿过来我们也非常想在版面上用。平时我们用这种照片目的也很简单，因为大运会青春友谊和平这么一个主题嘛，这些照片也能体现青春漂亮这么一个主题。我们觉得拿过来用非常顺理成章。但是到了晚上开始写图说的时候遇到了问题，非常大的麻烦。我们的外专就说，你告诉我这个运动员是哪国的，几号，他叫什么名字，他参加的是哪场比赛，他最后的得分是多少。我们说你看那个中文报纸，它写小姑娘跳的绳操多漂亮啊，漂亮的弧线， 可能我们的标题就是这样的。就全是特别虚的概念。但他就不行，他就非要你具体内容，他说要不然我没法儿给你做这种润色，他说没有意义。后来最有意思的是逼得陈柏他们在现场拍片子的时候，实在记不下来，她们任务量也很大的，没办法，后来比赛开始了，她就先拍一张显示牌，下一个出场的该是谁，上面打着名字，英文的，第多少号。比赛的时候她再拍他的现场，比赛完了显示牌上会有得分，她再拍一张。她等于拍了一个新闻故事，所以你最后拿着照片你就能把图说给写出来了。
后来我就觉得非常有启发。有人开得比较恶毒的一个玩笑说，北青发的照片经常是，一个老头儿指着一个地方说：“这就是天下掉馅饼的地方”。就是固定的姿势和摆拍的那个
方式，就是类似这样的照片，我们常常用。而我觉得外专对细节的关注，实际上是他们有一个一脉相承的新闻理念，从细节开始做起，让人认可新闻是真实的。有一个外专跟我们聊，他说北青报非常好。我说好在哪？他给我的一个理由我非常吃惊，他说北京青年报是他看到的第一份能把一个普通人的名字说得非常完整的中国报纸。他说我在别的中国报纸上看到的都是李大妈、张大爷，而在北京青年报上说的是张淑英这样的名字。他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还有几个例子就是，全国铁路价格听证会那次，一个记者做了一篇稿子，她那个稿子应该说做得很不错，一个打工仔，参加全国听证会的代表，他曾经参加过广东的价格听证会，我们做那个选题就主要以他的经历，写的是“肖的5分钟”，他发言5分钟。我们的记者做完这篇稿子后出差了。导语中记者写到肖晓松从听证会上回来后，他觉得没有充分阐述他搜集来的那些意见，因为5分钟太短了，所以他懊恼得在屋里抽了5支烟。这是我们做的导语。按我的理解，这个导语应该说做得很漂亮。但外专打电话给出差的记者，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觉得她可能差点儿晕过去：“能告诉我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香烟吗？”记者是一个女同志，她一愣：“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外专说：“重要，非常重要。”她说：“那好，我再给肖晓松打电话。”后来追出来香烟是中南海的。
实际上这种细节，他抽的什么牌子的香烟，可能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人物他的身份，他的那种生存状态，他的这种习惯，或者他的爱好。所以大家在做这种深度报道，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层面上的报道，这种细节的搜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前一段有一条社会新闻，宝洁的一个老外高级白领，回京顺路他的别墅的时候，在路上看见躺着一个老头，他救了这个老人。记者写得也特别细，包括他这个车已经开过去了，又退回来，司机还问他：“你真的要退回去吗？”，当时的对话，包括当时天气已暗，都注意得非常好。但写完之后，老外还是给她提了一个问题：那老人他住哪儿？他住哪个村儿，门牌号是多少？我们那个记者就非常愤怒，她来找我：“主任你说这个东西，它有必要说吗？上哪儿问去呀？”我说：“你问去吧，我觉得有必要。”这实际上就是进一步让人觉得你写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如果你这个细节添进去的话。你的这种细节越多的话，新闻的真实性越饱满，实际是这样一个成正比的关系。 所以对这种细节的关注，我觉得老外他们可能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在做中国报纸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这种细节，包括，可能新闻的主角是谁，那么我们容易忽略那个配角，配角他具体的地址、具体的情况、具体的状态我们可能忽略。 所以跟老外的这种交流我有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能够给你从另外一方面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而且有可能对于大家做报道有好处。我记得咱们报纸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新闻很多不能够跟世界接轨，可能更多是因为语言。我倒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有这种新闻操作的模式和套路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些东西，可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恰恰是你做新闻的安身立命之本，最应该重视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