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琴（2012）认为，资产负债率是指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它反映企业资产对负债的保障程度。计算公式如下：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该指标值的国际标准值为50%。该比率低，表明公司对负债的保障程度高，资本结构稳定，企业的财务风险低。反之亦然。但该指标值并不是越低越好，因为资产负债率过低往往表明公司没能充分利用负债经营的好处，获取财务杠杆利益。
李书梅（2010）认为资产负债率有以下缺陷：1.不能反映企业全年平均偿债水平资产负债率是一个静态指标,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时间负债占资产的比重,不能反映企业全年平均偿债水平。2.不能反映企业的偿债风险资产负债率不能反映企业的偿债风险因为:第一,即使借款本金相同,但偿还期限不同, 对现金流动的影响便不一样。第二，如借款是分期偿还,该比率会逐年下降,但每年需支付的利息和本金不变,因此偿债风险并未减少。第三,该比率可能会因资产评估及会计政策的变更而改变,但这并不表示财务风险有所变化。3.不能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高低因为即使资产负债率较高,如果企业有稳定的现金流,也能按期偿还长期债务,而资产负债率较低,如果企业在债务到期时没有足够的现金就不能偿还长期负债,亦即资产负债率与长期偿债能力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在利用资产负债率评价长期偿债能力时，应考虑企业具体情况,采用多种分析工具和方法,结合资产的结构和周转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王富强，马燕（2006）认为，资产负债率，即负债总额对总资产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总资产×100%。该指标表明公司的负债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一般认为，该指标应小于50%，指标值越低，长期偿债能力越强。另外，该指标还可以测知公司扩展经营能力的大小，并揭示负债资金运用的程度。在公司经营顺畅的情况下，由于财务杠杆的作用，该指标值越高,负债资金利用越充分，越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利润，从而为股东带来更多的利益。但高负债也意味着高风险，若公司经营不佳，高负债不仅会给公司带来财务损失，也可能使公司破产改组，对股东更加不利。
周彩节（2011）认为，资产负债率是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百分比，也就是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关系。本着稳健原则，将短期债务包括在用于计算资产负债率的负债总额中是合适的。这个指标反映债权人所提供的资本占全部资
本的比例。这个指标也被称为举债经营比率。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1.从债权人的立场看，是能否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2.从股东的角度看，所关心的是全部资本盈利率是否超过借入款项的利率， 即投入资本的代价。3.从经营者的立场看。如果举债很大，超出债权人心里承受能力，则认为是不保险，企业就借不到钱。如果企业不举债，或负债比例很小，说明企业畏缩不前，对前途信心不足，利用债权人资本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很差。
冯大成（2010）提出，长期偿债能力分析指标的局限性及分析时应注意的问题：资产负债率作为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是用来说明债权的保障程度的, 可是在企业进入清算阶段时, 债权人最为关心的是企业的哪些资产可用以清算偿债, 清算资产是否具有变现价值。因此, 在计算资产负债率指标时分母所使用的资产总额首先不应包括国家所规定的那些不计入破产财产的资产。还要扣除那些不能变现的资产。否则就会虚增偿债资产的数额, 降低资产负债率, 误导债权人, 给债权人带来较大风险。而且还会为企业弄虚作假提供便利。( 2) 作为分子的负债, 在企业发生清算时, 应是实际要偿付的债务。因为有一部分债务在企业清算时是不必付的。如企业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支出, 数额较大的,可以在实际支付前作为负债预先提取计入有关费用。如果企业发生清算, 固定资产则无须再进行修理, 预提的修理费也就不需要支付。所以在计算资产负债率时, 应将其从负债总额中扣除。
（二）利息保障倍数
罗斯（Stephen A.Ross）和韦斯特菲尔德（Randolph W.Westerfield）等人给出的利息保障倍数的定义为：利息倍数（TIE）=息税前利润/利息。他们认为该比率衡量的是一家公司对其其利息义务的保障程度，因此，它也经常被称为利息保障倍数。
张敏（2011）认为，利息保障倍数是利润总额(税前利润)加利息费用之和与利息费用的比率。利息保障倍数反映企业的经营所得支付债务利息的能力。如果这个比率太低，说明企业难以保证按时按量支付债务利息，这就会引起权债权人的担心。一般来说企业利息保障倍数至少要大于1。在进行分析时通常与公司历
史水平比较, 这样才能评价长期偿债能力的稳定性。同时从稳健性角度出发,通常应选择一个指标最低年度的数据作为标准。
欧阳斌（2009）提出，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的利润／利息费用息税前的利润＝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净利润+所得税+利息费用利息保障倍数反映了获利能力对债务偿付的保证程度。该比率只能反映企业支付利息的能力和企业举债经营的基本条件，不能反映企业债务本金的偿还能力。该指标反映的是从所借债务中获得的收益为所需支付债务利息的多少倍。一般情况下企业对外借债的目的在于获得必要的经营资本，企业举债经营的原则是对债务所付出的利息必须小于使用这笔钱所能赚得的利润。否则对外借债就会得不偿失。由此该指标至少要大于1。同时，企业偿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不是用利润支付，而是用流动资产来支付，所以使用这一比率进行分析时，不能说明企业是否有足够多的流动资金偿还债务本息。该指标有较大的局限性。
邵慧聪（2012）认为，表示息税前收益对利息费用的倍数，反映公司负债经营的财务风险程度。公式：利息支付倍数＝(利润总额+财务费用)÷财务费用一般情况下，该指标值越大，表明公司偿付借款利息的能力越强，负债经营的财务风险就小。财务费用包括利息收支、汇兑损益、手续费等项目，且还存在资本化利息，所以在运用该指标分析时，最好将财务费用调整为真实的利息净支出，这样反映公司的偿付利息能力最准确。
罗芳，高萍（2010）认为，利息保障倍数反映了获利能力对债务偿付的保证程度，该比率只能反映企业支付利息的能力和企业举债经营的基本条件，不能反映企业债务本金的偿还能力。而且，企业偿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不是用利润支付，而是用流动资产来支付。
三、我国上市公司发展历程
我国股份制企业从80年代中期开始设立, 在9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开始建立的标志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1年4月的成立。从那时起, 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数量、交易额和市值都迅速上升。上市公司数量从1990年的7家增加到目前超过160家。总市值从1990年的近12 亿(人民币元)发展到目前超过40 万亿(人民币元)。在2007年底上市公司总市值一度达到当年G D P的1.5倍。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 民
营上市公司也得到迅猛发展。截至2007年年底,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数量达410家。
概况而言, 我国公司治理制度建设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 双层治理模式的基本构建(从1993年中国《公司法》的颁布实施到2002年独立董事制度的推出)。1993年颁布的我国《公司法》中规定公司在股东大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平行的机构, 从而形成了“双层治理模式”。监事会在我国《公司法》中具有与董事会平行的地位,并且被赋予了包括监督公司董事、经营权的权利。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主要由公司职工或股东代表组成,他们在行政关系上受制于董事会或兼任公司管理层的董事, 监督作用难以发挥,导致监事会形同虚设。从上述实际执行过程来看, 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比较接近所谓“双层结构”的“日本模式”。但随着1999年《公司法》的修改和2000年《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的颁布,我国逐步建立了国有企业外派监事会制度,使我国的国有公司治理模式具有了更多“德国模式”的色彩。
第二阶段,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颁布到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尽管早在1999年,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开始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但直到2002年独立董事制度才在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质性推行。其标志是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2002年进一步联合国家经贸委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开始在上市公司中强制实施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规定在200年6月30日之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两人,在2003年6月30日之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应占到公司董事的人数的1/ 3以上。
在2002年之前,虽然个别上市公司也设置了独立董事,但总体来看, 独立董事的比例比较低,平均而言只有6.2 %, 且公司间差异较大,大多数上市公司没有独立董事。2002年之后, 独立董事制度得到了全面的实施,独立董事比例迅速提高,2002到2004年独立董事比例平均达到30.7%。对独立董事比例进行均值差异检验显示,2001 年与之后年度独立董事比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而,我们可以把2002年看作是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资本市场发挥潜在公司治理作用的开始。
第三阶段, 股权分置改革和股票全流通(从2005年开始至今)。“股权分置” 是中国经济转轨和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由于股权分置, 资本流动存在非流通股协议转让和流通股竞价交易两种价格,不仅扭曲了资本市场定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