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期出现了青铜甗，但数量很少；到商代晚期有所增加。商代青铜甗多为甑鬲合铸，连为一体，铜甑上多立耳，甑体较深。这种青铜甗不仅见于中原，边远地区也有发现。还有上下两体分铸可以分合的青铜甗，一般为一甑一鬲。晚商出现了“一鬲三甑”的青铜甗，3件甗联为一体，故名“三联甗”，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出土的“妇好甗”。
妇好青铜三联甗，是目前所见的惟一的甗复合炊具。通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宽：27厘米，甑高：26.2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15厘米，重量：138.2千克。它将三个甗的鬲合为一体，铸成一个长方形中空的案，案下有六条实足，案面上保留着三个鬲口；甑仍然是三个，分别套接于三个鬲口内，形成一鬲加三甑的格局。使用时，鬲腔内的热蒸汽分别进入三个甑内，三甑中可分别放置不同的食品。“妇好甗”出土时案面有丝织物残痕，腹部、足部都有烟炱痕迹，可见为实用器。这样的三联甗可以同时蒸煮几种食物，为后代制造的一灶数眼炊具，打下了基础。
商周之际的铜甗，铜甑部分降低，西周多浑体，东周多分体。铜陵顺安镇出土春秋中晚期青铜器，兽足弦纹铜甗，甑鬲连体，甑高35厘米、鬲高26厘米、口径31厘米。兽足弦纹铜甗同河南洛阳出土的铜甗形制相似。
4-10，从陶盉到青铜盉
盉（音hé）是远古一种盛酒的陶器，也用来调和酒与水，以节制浓淡。一般为弇口（口小腹大），有盖，大腹，管状流（饮用口），大鋬（pàn把手），三或四个袋状足。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就有盉；偃师二里头文化中，也已出现陶制的盉。陶盉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陶器，高47.9厘米，宽19.6厘米，器顶有半圆形口，有三个中空的袋状足与器身相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盉，调味也。从皿，禾声。”王国维《说盉》云:“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注26】
———————————— 【注26】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原文又说：“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主酒而和之，而注之于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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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由陶制盉发展为青铜盉，形状较多，一般为深腹，圆口，有盖，前有长“流”（壶嘴），后有鋬（把手），有三足或四足。盛行于殷代及西周初期，如“妇好盉”、“上士盉”、 “祭侯盉”等。商代前期还有一种异形盉，“流”在顶上。《博古图》载：“阜丁盉：三足，有流有鋬，盖与器铭共六字；执戈殳癸盉：缺盖，有流有鋬，铭三字，两面作饕餮，周以连珠，流有名，以上商盉。??三螭盉：三足，有提梁，无铭，有盖，立三螭以戏于旁，以上周盉。”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青铜盉，高15厘米、底径20厘米、口径9厘米；战国时期秦青铜蟠虺纹扁盉，高21.5厘米，宽25厘米。铜陵县钟鸣镇出土西周龙柄盉，上部盆形敞口，下部鬲形三袋足，器高18.2厘米，口径12.6厘米，柄长18厘米。
4-11，从陶斝到青铜斝
斝（音jiǎ），异体字:斚；是中国古代用于温酒的酒器，源于陶器。三足，或为袋足，或为实足，或为棱锥足。一鋬（pàn把手），两柱，圆口呈喇叭形。
甲骨文中有“斝”的象形字。王国维认为，《周礼》中称为“散”的礼器实际上与斝为一种器物。而后世珍贵的饮器，往往亦称为“斝”。《诗·大雅·行苇》：“或献或酢，洗爵奠斝。”《说文·斗部》：“斝，玉爵也。夏曰盏，殷曰斝，周曰爵。”
斝最早产生于龙山文化时期，而非自殷商始。公元前3000年就已出现了陶斝，如庙底沟遗存中，就发现了很多。河南济源原城遗址出土的陶斝，形似圜底深腹盆下接三袋足，口径25厘米，通高20.5厘米。这件龙山文化晚期的陶斝底面的烟炱和腹内残存的水垢，足证当时陶斝是煮水熬粥的炊具，而不是专用的酒器。但进入夏代以后，斝渐以盛酒、温酒为主，商代流行青铜斝，已无炊具功能。
青铜铸造的斝初见于夏代晚期，由陶斝发展而成。盛行于商，斝的侈口（大口）较同类的爵要宽。口沿有柱，一侧置鋬（即“耳”），长足，有盖和无盖的形制并存。据说由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商代以后，斝由盛转衰，以至绝迹。
皖南铜陵狮子山出土青铜斝，平底，三角锥足，腹部上下各饰一周饕餮纹，高33厘米，口径18.1厘米，腹径13.8厘米。 4-12，从陶罐到青铜罐
陶罐，是一种盛水、酒或食品的陶制容器。乾县灵源镇佛东村出土的古陶罐高约110厘米，口径宽而阔，直径大约40厘米，最粗处直径有50多厘米，其底部尖而锥，直径大约只有15厘米。又，山东济宁出土的“任城陶罐”为泥质灰陶，口径14厘米，通高33.8厘米。敞口，平沿，方唇，短颈，广肩，圆腹，小平底。肩部刻“任城厨酒器容十斗，弟十，平”八字，字体为隶书，为民间书写体。这酒器有十斗的容量，“弟十”同“第十”，“平”同“瓶”，为容器的编号。用量杯实测，测得陶罐容水19950毫升，《汉书·律历志》载，汉代“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容器，测得汉代每升合今日约200毫升，与“任城陶罐”每古升合今日199.5毫升接近。
与陶罐同类而形态较小的有陶瓶，小口，尖底，有耳，可供系绳。陶瓶的作用是是汲水。可将陶瓶抛于水中，待瓶灌满了水并浮起后，就可以收起绳索，提或背瓶回家去。陶器时代出土原始陶瓶，高17厘米，腹径10厘米。崧泽文化嘉兴南子村大坟遗址，出土人首陶瓶，高21厘米，腹围28厘米。此陶瓶很可能与当时祭丰收求甘雨等原始祭祀活动有关。青铜瓶罕见。
青铜罐，数量不多。考古出土商周时期的一件青铜罐，高22厘米，上口径14.5厘米，下口径13厘米。另一件青铜罐，高22厘米，直径11.3厘米。青铜罐的形制完全来自陶罐。
4-13，从陶罍到青铜罍
罍（音léi）为大型盛酒器，也用于盛水。罍是从陶罐分化出来的一种容器，形体大，容量多，使用时，是礼仪中的第一道酒具，即先要将罍中的酒分注于尊内，然后再用勺、枓挹入爵、觥等酒器。罍有高、扁两类，高者小敞口，口上有盖，肩有兽耳衔环，下腹前有鼻。扁者大口，口亦有盖，肩有兽形耳，但常无环。
龙山文化（公元前2310—1810年）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陶酒器，如黑陶罍、高柄杯、白陶鬶等。黑陶罍为小口，鼓腹，与商代青铜罍酷似。制作如此精美的黑陶容器多出土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罍，高22厘米、口径13.3厘米。
《诗·周南·卷耳》说：“我姑酌彼金罍”。又《仪礼·少牢馈食礼》载：“司宫设罍水于洗东。”可以为证。罍多作生活用器，也有时作礼器用。《礼记·礼器》云：“庙堂之
上，罍尊在阼，牺尊在西。”战国青铜罍，通身饰变形夔纹、重环纹、勾云纹等，制作精良，有人认为是东胡与中原交流之物，高28厘米、口径20.5厘米。
4-14，从陶觯到青铜觯
觯（音zhì）为饮酒器，形制像觚，用途与觚相同。《礼记·礼器》云：“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侈（大）口，短颈，鼓腹，圈足，或有盖，似尊而小、状如小瓶，大多数有盖。多为椭圆形或圆形，个别有方形的，自身铭文称为“鍴”（如王义楚鍴），就是觯。
陶觯出现于公元前3000多年，铜觯盛行于商及周初，在春秋时演化为长身、侈口、圈足，但很少见。考古出土商代铜觯，高23厘米。桓台史家遗址出土的商晚期青铜觯，高12．9厘米，口径8．3厘米。
4-15，从陶觚到青铜觚
觚（音gū）大口，细腰，高圈足，酒器。商代以前即有陶觚，如二里头早期遗存中，有陶盉、陶爵、陶觚的组合。考古所见商代最基本的酒器组合，也是觚与爵。陶觚的形状为小侈口，腰粗而短、平底，商代早期的铜觚也大体如此。商代晚期的觚变为大侈口，腰细短。觚也有方形的。西周中期以后，觚和相关的酒器（如爵、罍、觯、盉等）一同衰落了，渐渐被实用、便利的杯和壶所代替。【注27】
考古出土商代晚期的兽面龙纹青铜觚，高29.7厘米，口径16.7厘米。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出土的兽面纹觚，高15.1厘米，宽10.7厘米，重0.37公斤。
周朝时，对青铜酒器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斝），六升曰壶。汉代容量每升约合今200毫升，相当于2两。这种青铜酒器的规格，一直沿袭到清朝。
———————————— 【注27】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五章《酒器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 4-16，从陶釜到青铜釜
釜的形制近似于后代的锅，敛口束颈，口有唇缘，鼓腹圆底，口径小于腹径甚多，肩部有两个环状耳。因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质材，釜的形制有所发展。陶釜是古代民间使用最广的烹饪器，以至逃亡避难时也必负携而行。周太王亶父初居邠，“狄人攻之，仗策而去，百姓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岐”。（据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淮南子》）。釜亦军中必备炊器，所以项羽救钜鹿，“皆沉船，破釜甑”。（据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所载。）
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釜，呈扁圆形，中央鼓，上面开口，小沿。河姆渡文化遗址所出的陶釜，形体更为鼓圆，口更大，卷沿。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多件陶灶，灶上坐着陶釜。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出土釜灶一体的陶灶。原始社会发明的这种陶釜灶，
一直影响到周代。
周代有了铜釜，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秦国、齐国。出土战国时的陶釜禾子釜、陈纯釜,都作坛形,小口大腹,有两耳。战国以后，铜釜出现颇多，其形态的发展日趋鼓圆，如陕县后川出土战国时期的配套铜釜陶甑。有的铜釜形制已演化得近乎今日的铁锅了，由此可见：釜是锅的前身。釜作为民间广泛使用的炊具，在汉代大为盛行。当时釜有铜制或陶制的，也有铁制的。汉代的铜釜和甑多有衔环双耳，一直发展为后代的双耳锅。
一个饶有兴趣的考古资料，很好地说明了从陶釜陶甑到青铜釜青铜甑的历史发展 ——以前宜宾曾出土整套的陶器炊具陶釜和陶甑，后来又在东汉时期贵族墓葬中，发现了青铜釜和青铜甑，组成一对完整的青铜炊具。【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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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8】 宜宾境内第一套出土的整套青铜炊具，《宜宾晚报》2010年11月22日。 ———————————— 4-17，从陶盂到青铜盂
盂，是古代盛水或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把手），很象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得多。
磁山文化遗址（公元前5000多年），曾出土陶盂。后来发展为商代和西周的铜盂，有个别方盂。临淄齐都镇河崖头村出土青铜盂，口径62厘米，高43.5厘米，重35.5公斤。侈口，深腹，腹部有横向的两耳（杵形把手，失一）。【注29】
此外还有“碗”和“钵”也值得一提。碗，旧作“盌”或“椀”，《说文》解释它是“小盂也”。敞口，深腹，小圈足，个别有平底的。尺寸与如今的碗差不多，口径约10—20厘米，用途也为进食、盛汤。碗的出现很早，在公元前6000—5000年的陶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如陕、甘一带的老官台文化遗址）中已有手制的砂质红褐陶圈足碗，比较粗糙，松脆易碎。碗在陶器时代各类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除陶制的以外，还有石制的，木制的。陶钵，是陶器时代食具和盛水器，通常用来“盛米饭（主食）”，配合陶豆（盛肉菜即副食）。马家窑文化临夏水地陈家遗址出土的陶钵，高10.4厘米，口径29厘米。
秦汉以来，陶瓷碗和钵也逐渐兴盛，一直流行到今天。但是考古学家迄今未曾发现青铜碗和青铜钵。
后世佛教所用的击奏体鸣乐器“铜钵”，正式名称为“铜磬”、又称为“梵磬”、“天竺磬”、“僧磬”等，与古代陶钵无关。铜磬由青铜铸成，形似大钵，外侧常铸有花纹、文字。以木棒击之发声。从印度传入中国，大多用作佛教法器，诵经时，至段落处敲击，音色明净，余音昂长。[宋]陈旸《乐书·俗部·金之属》：“铜磬，梁朝乐器也，后世因之方响之制出焉。今释氏所用之铜钵亦谓之磬，盖芒名之。梁间文氏击铜钵赋诗，盖亦磬之类，胡人之音也。”
———————————— 【注29】 徐龙国：《临淄青铜盂及年代》，《管子学刊》1989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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