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陶器原料土的预先处理，采用不同的原料比例来配制烧器的“料土”，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不同性能的陶器。比如，制作钵釜鼎鬲等一类炊煮陶器，要求陶器能经得住火的反复炙烧而不裂不炸，多半是用夹砂陶，为了控制泥坯的变形或皴裂而加进了比例不同的其它羼料；而追求造型细緻的装盛类容器，兼有美化、摆设的作用，就采用了淘洗过的纯净泥土来制作。
调节陶土的成分配比，来达到不同的制陶目的，这是制造石器工具所没有的技术内容，这为后世的先民获得不同原料配比的青铜冶炼和青铜器制作，掌握“金有六齐”的生产技能和理性知识，奠定了技术基础。
2-2，陶器的造型技术与造型艺术
人们利用湿态泥土柔软易于成形的特性，塑造了各式各样的陶器。而对于石料，很难加工，只能制成一些外形简单的工具。
把泥土塑造成各种实用的器具，先民经历了简单的捏塑法、胎模靠贴法、泥条盘筑法、陶轮（陶钧）修制法等不同的造型技术阶段，积累起了陶器制作的造型技术。
而且，在追求陶器功能实用性的同时，先民们也追求陶器造型的艺术性。即使是石质料的工具和礼器（如河姆渡文化的玉琮、红山文化的玉龙），先民们也是努力追求造型的艺术性。然而，能够普遍推广和影响到后世青铜器造型艺术的，则是陶器的造型艺术。笔者以为，这是因为陶器坯的艺术造型手法，比石器玉器的造型手法容易实现和变更，也较容易普及和被后世继承。
2-3，陶窑烧制的火控技术
陶器被誉为“土水火的文明结晶”，是人类在进化历程的早期，用水调和泥土再以火烧相结合创造出来的人工制品。
陶器制作中，火技术是最关键的环节。陶器的制造显示了人类有意识地用火来造物，具备了一定能力来控制火势，以达到自己造物目的，是火技术的新阶段。火技术与石器制作技术，是两个等级不同的技术。而陶窑这种人类先期的技术装备，使用陶窑来烧制陶器的技术实践和技术理念，则明显高于单纯的石器工具徒手制造。
用火使泥土陶化烧成陶器，一开始就要求掌握两项基本的技术参数：其一，最低限度的烧制温度；低于这个低限温度泥土就不会发生陶化，只能是烧成“硬化土”的泥器。其二，在可陶化温度下最低限度的保温时间。即使达到了最佳的陶化温度，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温时间，泥土坯子也不会完全陶化。这两个要素的综合表现就是一个术语“火候”—— 只有烧够了火候，才能得到真正的陶器；否则就只会是泥器或则夹生陶。显然，无论是中国北部在公元前4800-前2900的仰韶文化彩陶制作，还是江南杭州湾公元前5000-前4000的河姆渡文化黑陶制作，或者长江中游公元前4400-前3300的大溪文化白陶和薄胎彩陶制作，这些成熟了的陶器类型，都共同显示出先民们掌握了烧陶的两个基本技术要素。
烧制陶器的火技术，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燃烧技术，要求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燃烧过程获得尽可能高的温度，火候高的陶器质量好；而且先民还能够控制陶火的氧化气氛或者还原气氛，分别获得红陶或者灰陶。其二，加热技术，要求对陶坯的加热均匀避免变形开裂，要烧透，还要避免局部过热烧塌烧熔。陶窑的发明，妥善地分析和综合了燃烧与加热——陶窑由火膛与窑室两部分构成，火膛与窑室之间由多条火道连通起来。陕西西安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注9】、姜寨遗址【注10】，陕西华阴横阵遗址【注11】、马家窑文化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注12】，分别发现了多座陶窑；此外，广阔的华夏地域里还有更多的史前陶窑被考古发现。考古发掘出陶窑遗迹，证明了先民是在专门的制陶火技术装备里烧制出陶器的。如果没有陶窑装备，就不会有发展成熟的陶器。史前陶窑的多量发现，证明了陶器时代是比石器时代徒手技术更为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更高级的新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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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 【注10】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编：《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注11】《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四集《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注12】《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四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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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耐火陶土
陶器时代的先民掌握了制作炊煮陶器（陶炊具）与制作普通盛装陶器（陶容器）的配料差别。
陶炊具必须耐火，耐高温，在陶坯泥土里掺入一定量的细砂粒，可以提高炊煮陶器经历火焰反复炙烧随后冷却的抗受能力，华夏史前先民的陶炊具都是夹砂陶质料。
而陶容器不必耐高温，但除了装盛物品的实用之外还有美观的要求，以及祭祀用具的要求。陶容器是单纯的粘土质料；至于一些造型精美、作工细腻、带有装饰性质或者成为最初礼器性质（祭祀用）的装盛器，甚至要挑选优质泥土品种，并且事先淘洗泥料，从质料上预处理成为“澄泥陶土”。
砂子的掺入虽然提高了陶器的耐火性及反复冷热循环的抗疲劳性（借用金属材料学的术语），但是降低了陶泥的可塑性。
陶火技术的发展，促使先民要追求某一类陶器的高耐火性，于是逐渐出现了石英砂含量高的耐火陶土。耐火陶土是后世青铜熔炼坩埚的制作原材料，也是青铜炼炉铸炉的筑炉材料。
陶器技术对青铜技术的探索与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因此，在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必须划分出一个关键的“陶器时代”。
2-5，陶钧和陶窑是人类最早突破手持工具的技术装备
石器时代的工具，是一些结构简单的手持器具，如石斧、石锛、石箭簇之类。早期人类从使用简单手持工具，到摸索出较复杂的组合的装置，进一步制作综合的技术装备。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制陶的机械工具和设备相继发明，一部分先民集合起来从事具体而专业的生产活动，成为史前所有生产领域的先锋，从而达到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一大飞跃。
史前时代最早的技术装备之一，是由陶钧和陶窑复合成的制陶装备。陶窑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在陶钧之先。陶钧（又作陶均、陶轮），是制造陶器坯的转轮；陶钧后来从慢轮进步为陶车（快轮），成为后世研究陶器时代技术分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年表》记载，中国在公元前3000年出现了轮制技术。但是，迄今的考古发掘里，还没有发现史前陶钧的完整遗物。依据《辞海》1999版的“陶钧”词条，《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使用了“陶钧”这个词，裴駰《集解》注：“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司马贞《索隐》注“陶，冶；钧，范也。作器下转者为钧。”《说文解字》释：“钧，三十斤也，从金匀声。古文钧，从旬。”
《说文》里对“钧”字的硕大重量注释，符合陶钧的工作原理——陶钧是一个较大质量的旋转轮盘，才能有较大的转动惯量，实现制陶时的持续高速旋转功能。陶钧，显然是比徒手工具技术含量高出许多的技术装置。
如前所述，现代考古已发现了仰韶文化阶段的多座陶窑。陶窑由燃烧室（火膛）和加热室（窑室）两大部分组成。火膛的修筑，便于添加燃料，便于通风助燃，便于火焰和燃气的聚集与保温，获得当时尽可能高的燃烧温度。把窑室与火室分隔开来，首先是避免了添加燃料、翻动柴火时对陶器制品的损伤；火道和窑箅的布置与讲究，可以使陶坯在窑室里均匀受热，避免陶坯的开裂变形，提高了烧陶的成品率；火室与窑室进气的调节与配合，可以得到氧化性的或者还原性的窑内气氛，分别烧成红陶和灰陶。仰韶文化的竖型陶窑是比横型陶窑更先进的装备。
陶钧制坯和陶窑烧制陶器的方式，为后世的精美青铜器具造型，奠定了可靠的技术设备基础。
2-6，陶器的礼制组合是青铜礼器的前驱
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陶制酒器有温酒和注酒用的陶盉、陶爵，以及饮酒用的陶觚等。这些酒器当时用于神圣的祭祀仪式，因此都是用经过淘洗的黏土精心制作而成，有的用白陶，有的用黑陶。它们很少出土于日常生活场所，而大多随葬于墓中。
古代华夏号称“礼仪之邦”，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礼(禮)”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古代社交礼仪中伴有饮酒礼。所以有学者把肇始于龙山时代、兴盛于夏商时代的礼制概括为“酒礼”。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遗址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表现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黑陶的特点是纯黑、精致、薄、轻、光亮、尊贵，一般不作日用，而成为礼器。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黑陶礼器。
白陶是火候较高的白色陶土器皿，属于硬陶，比红陶、灰陶的质地都优秀。考古发掘的白陶遗物显示，白陶器物颜色洁白，制作精美，品味高于其它陶器。公元前4400—3300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就出现了白陶。山东泰安和宁阳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墓葬里出土的白陶器皿有数十件之多。白陶在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的多处遗址里都有发现。陶制礼器出现后的相
当长时期内，还没有青铜礼器。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约公元前1700年）。青铜礼器的制作与白陶器的器形有极大关系，白陶与青铜礼器和玉器构成了二里头文化的独特器物组合【注13】。白陶器的烧成温度较高，是后来瓷器的先驱。【注14】青铜器的造型继承了白陶器的造型，而没有仿造玉器的造型。白陶与黑陶的礼器乃是最初的礼器它们跟青铜礼器一同，逐渐成为了从史前文化历夏商而至两周的礼器主体。
礼器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而外观和质料独特的白陶礼器与黑陶礼器，则是华夏礼制文明起源的最初物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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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 陈国梁：《二里头铜器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论文集第199页，第20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注14】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3，青铜器技术与陶器技术的相互促进
后世的青铜器制造过程中，许多工艺就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冶金史表明，制陶技术是冶金技术里火技术、造型技术、铸造技术的基础；反过来，金属冶炼和熔铸技术的发展，又把先进工艺反馈给制陶技术。金属技术和金属工具的出现，淘汰了旧时的石器工具和石器工具制造技术；而金属工具的出现却加强了传统的制陶技术；这是石器技术与制陶技术的本质差别，也是本文两位作者主张史前史应独立划分出陶器时代的重要理由之一。
陶器时代夏家店文化遗址彩绘陶上的纹饰有饕餮纹、切曲纹、夔纹、云纹、二方连续的卷曲纹等，这些纹饰与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相同。有学者认为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是来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从器形看，陶器时代夏家店文化遗址的陶鬲、陶甗、陶罍、陶豆等，都重现于商代青铜器，在制作技术上也是一脉相承。
3-1，陶器技术提供了青铜器的“模”与“范”
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与同时代的陶器形状非常相近，有力地说明了：青铜器形制继承了先期的陶器形制。
要制作青铜器铸件，必须先有目标铜器的“模”，先民充分利用了泥土良好的塑性，制作出未来铜器的模子。
有了未来铜器的模子（形状），还必须再次翻制成“范”，目的是用“范”所围成的空腔来承接熔融的铜液，冷却以后成为实在的铜器。用模型来翻制“范”，这仍然应用了陶器技艺。
铜器模子（泥型）和铜器范的使用性质不同，工作条件也各不相同。“模”是在常温下使用，只需要泥土有良好的塑性和充分表现未来铜器细节的能力，要求泥型在随后的翻范工艺过程里不要变形和开裂。而对于“范”，则除了有上述模子泥料的性能外，还要求能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