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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在日本的发展及其影响
作者：杨清玉
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4年第11期
兴盛于明朝中后期的阳明学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东渐日本后，与幕府统治下的社会背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阳明学。日本阳明学者作为社会革新的主要力量，积极促进对洋学的吸收，成为倒幕运动的中坚，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研究日本阳明学具有重要意义。
阳明学兴盛于明朝中后期，其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进程，明末清初曾一度悄然淡出历史舞台。辛亥革命前后，大批仁人志士旅日求学，志将日本变法成功的经验运用于中国，由此阳明学再次走上社会舞台。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对王阳明的推崇不乏其人。毛泽东年轻时曾服膺王阳明，“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的诗句就是他对强调身心修养之心学的赞美。蒋介石也非常佩服王阳明，《传习录》中有“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城，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之句，其中“中正”后来作了其名字中的字。
王守仁，浙江余姚人，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因曾结庐于会稽阳明洞，人称阳明先生。王阳明出生书香门第，少时便学文习武，精通骑射、兵法，立志要做“第一等事”；早年出入佛老，后归本于孔孟；青年攻习朱熹格物穷理，困厄龙场后静思悟道，创立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新学说。后人称其学为“阳明学”、“阳明心学”或“王学”。
王阳明的主要思想是“心即理”、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理”指的是普遍性伦理规范，必须内在于心才能起作用。“心”即“心体”，是人的道德意识的存在。心即理，即“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的融合”，这个融合是一个过程，其包含了理向心的内化与心践理的外化。“致良知”体现了阳明的本体论和工夫论，“良知”是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但需要被感知才能成其道。“致”是后天对于本然之知的感应过程。致良知”是工夫，是一个致知的过程，将一个本然之知提升为明觉之知的过程 。“知行合一”作为致良知的展开，是致知过程的具体化。“知”到“行”再到“知”的统一过程是一个从本然之知到实行履践从而深化到明觉之知的过程，而达成明觉之知则是致良知的根本目的。
王阳明去世后，弟子将其理论发扬光大。泰州学派王艮发展出保身论，李贽提出童心说。刘宗周倾向阳明心学的“普遍之理” 。东林学派注重经世致用继承了王学的工夫论，将致知工夫拓展到社会实践。
明朝的灭亡也带来了王学的湮灭，所谓“平时袖手谈义理，临难一死报国恩”，指的正是心性义理之学影响下士人的真实，所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怒斥“空谈误国”，也绝不是无的放矢 。明末清初的学者总结明亡的教训更将其归咎于王学的空谈心性，不致实事。而《明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