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实现的，由于委员会人数较少，因此这是一种小规模、精英式的参与。这种参与是典型的专家咨询机制，即政策制定者自上而下的通过制度化的程序设置向研究机构或者专家委员会征询意见或建议的过程。近年来，我国的专家咨询制度正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从纵向的中央到地方和横向的政府部门之间都相继建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形成了政策咨询的专家网络，这进一步的增强了社会科学研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第二个环节是从2010年11月到2011年1月，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建言献策活动。在这次建言献策活动中，国家发改委建立了专门的“我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网站，设置社区建言、邮件建言、微博建言、话题建言、短信建言等多种形式，专门成立了建言献策办公室,每一条意见和建议都进行登记、编号、分类等。与此同时，建言献策办公室把收集到的各方建议每周汇总上报有关领导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起草小组。在两个月的建言活动中，共收到64709份建议。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借助这一平台，为十二五规划纲要编制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在这一环节的参与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言模式。在我国现有政治体制下，这一模式主要通过三个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途径来实现，即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会议、全国和地方的人民政协会议以及各级政府决策中的听证会、论证会、建言会等。通过这些途径，社会科学的专家代表能够依据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利向决策机构提出政策方案或者建议，从而参与到政策之中。建言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建言和间接建言，直接建言者的身份往往是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例如学术界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他们往往通过党代会、人大会议、政协会议、公开听证或论证等途径进行建言；间接建言者的身份往往以体制外的研究者居多，主要通过信件、电话、网络等方式进行建言。从这次建言活动来看，主要采用的是间接建言方式。 在专家委员会论证和建言活动结束以后，进入了第三个环节。2011年1月20日至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5次座谈会，主要由相关政府部门、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等参与，共提出意见1175条，直接采纳了366条。这一环节社会科学研究的参与方式主要是直接的协商模式。 从以上分析来看，这一阶段社会科学研究的参与路径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参与的主体呈现出 “大众化”的建言参与和 “精英化”的协商、咨询参与交相辉映的特征。
（四） “十二五规划纲要”合法化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参与（2011年3月）
由国务院制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必须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以后，才具有政策的合法性，这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合法化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而且也在一定范围内参与了政策的决策。首先，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之前，经过了两个重要的“提前”程序，第一是由全国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前对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进行审议并提出报告；第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人民代表提前进行审议。在这两个“提前”程序中，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设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最大特点是专业化和常规化，它主要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组成。在十一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32名人员中，有经济类专家共12名，占38%。全国人大代表中也有部分社会科学专家学者，他们与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一起构成了这一环节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十二五规划的主体。其次，在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时，由国务院总理向大会做《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的说明，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提交全国人大会议进行表决。在这一环节，全国人大代表中的社会科学专家学者一方面参加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制定，一方面还负有决策的职责；全国政协委员中的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对十二五规划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建言献策。2011年3月14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正式批准颁布实施，实现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合法化。至此，这一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顺利完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社会科学研究的参与主体是人大专门委员会、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中的社会科学专家学者。从参与的模式上来看，他们都是被吸纳入政治体制内部的学术精英，因此可以归为政治吸纳学术的机制。 四、结论
以 “十二五规划”为例，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与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重要的改变。这些改变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气象”。 第一，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特点来看，它呈现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从参与主体上，今天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更加注重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尤其注重问计于知名高校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形成了 “一体两翼”的参与格局。其次，从参与的程度来看，在公共政策形成的不同阶段社会科学研究参与的形式、范围和积极程度都有所不同。在公共政策方案制定的阶段，由于需要前期的调研和方案的设计，这需要更多的调研资料和专业知识。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参与的积极性较高，形成了一个参与高潮。在公共政策方案的评估和决策阶段，由于主要是在相对封闭的政治决策体系内进行，因此这一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参与规模较小，主要是一些体制内的学术精英，形成了精英化参与。在选定的政策方案征求意见阶段，由于它是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也能够广泛地参与进去，形成大众化的参与。最后，从参与主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来看，无论从参与的广度还是深度上，知名高校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加，而民间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依然处于边缘化的地步。党政部门下设的智囊机构正在悄然的进行着职能转变，由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向“把关人”转变，即由过去对政策方案的规划与制定的垄断性职能向更加注重对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提出的政策方案进行收集、评估和筛选等职能的转变。
第二，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的发展来看，呈现出了主体间性的“双向运动”趋势。一方面，随着我国近年来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和政治决策体制的不断改革，中央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越来越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智识支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日渐开放决策结构，创新各种路径、广开渠道吸纳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或者组织参与其中，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局限于与少数官方智囊进行互动。例如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所设置的第三方独立评估制度、前期研究课题公开招标制度、专家委员会论证制度等。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也日益重视以公共问题为中心、以政策为导向的应用型研究，以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咨政等功能。近年来，除了原有的党政部门下设或者直属的智囊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断发展以外，更专业化、更大规模、更综合系统的以知识交叉互补为特征的各类政策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异军突起，尤其以知名高等院校下设的研究机构为代表。这些研究机构以更为主动、积极的姿态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各类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不仅深入全面的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和走向，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政策制定结构的逐步开放，为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参与拓宽道路。这样，在公共政策制定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双向运动关系，它们彼此相互作用，推动着我国政策制定体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不断变革与发展。
第三，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上来看，从十二五规划这一案例中可以归纳出五种基本模式，即工程模式、专家咨询模式、学者建言模式、政治协商模式、政治吸纳模式，这些模式与国外的模式既有共相，也有中国特色的殊相；它们既具有各自的优势，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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