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武陵之汉寿是否是关羽的封底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 “武陵之汉寿”，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行政区域。据前文所述，《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都指出“汉寿县”归属于武陵郡，是个县。而据《后汉书·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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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分为通侯（县侯）、乡侯和亭侯，级别不同，其对应的封地级别也不同，“功大者食
县，小者食乡、亭”即通侯的封地对应与县，乡侯、亭侯的封地对应于乡、亭。卢弼在《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中指出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武陵之汉寿”是个县，因此不可能是亭侯的封地。
（四）关于刘禹锡的《汉寿亭春望诗》
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汉寿亭侯》中指出“刘禹锡有《汉寿亭春望》诗，自注在荆州刺史治。??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以此作为“武陵说”的依据。然仔细考查上文会发现以下问题：
其一、刘禹锡原诗诗名为《汉寿城春望》而非《汉寿亭春望》，赵氏偶误。 其二、刘氏自注曰“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可见刘禹锡也将“汉寿”视为亭，是“古荆州刺史治亭”。
其三、“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关公“曾镇荆州”和关羽曾封汉寿亭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由上文可知，刘禹锡笔下的汉寿亭是后人为了纪念关羽“曾镇荆州”而造的，而非当年关羽的封地。 （五）关于“汉寿”即“魏寿”（“魏寿说”）
三国之贾诩曾被封“魏寿乡侯”、刘放曾被封“魏寿亭侯”。见《三国志·贾诩传》“文帝即位（黄初元年），以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及《三国志·刘放传》“（黄初）三年，（刘）放进爵魏寿亭侯”。清人赵一清在《三国志补注·魏志》卷十四中认为“魏寿”就是武陵之汉寿，且刘放的封地就是当年关羽的封地，即“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羽始封于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即所谓“魏寿说”。
然而仔细考查发现此说有以下问题：
其一，在《后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等地理文献都无魏将“武陵之汉寿”改名为“魏寿”的记载。《贾诩传》和《刘放传》虽然出现了“魏寿”，但并未记载“魏寿”是由“汉寿”改名而来。
其二，从“武陵之汉寿”的归属问题来看
武陵之汉寿属于荆州，东汉末由荆州牧刘表控制。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之子刘琮降曹，荆州归曹操所有。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曹操战败，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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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南征四郡，武陵等四郡太守投降，此时武陵归刘备刘备。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与孙权相约，“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吴，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此时虽然荆州一半已属于吴，但武陵还是归刘备。后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吕蒙袭关羽，据有整个荆州，此时武陵为吴所有。吴于天纪二年（公元280年）为晋所灭，武陵归晋所有。可见除了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到十四年间，短暂地占有武陵之外，终魏之世未再据有武陵。
由上文可列出武陵汉寿的归属示意图：
东汉末武陵归刘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归曹操→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归刘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归孙吴→吴天纪二年（公元280年），吴灭，武陵归晋朝。
而贾诩和刘放被封为魏寿乡侯和魏寿亭侯的时间是在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和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此时武陵之汉寿被吴占有，魏国如何改名？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认为“此虽吴地，因其时孙权臣服魏人遥改名”即认为当时虽然武陵之汉寿被孙吴占据，但因孙权臣服于魏，故“遥改名”。其情理虽通，然前文已述，信史中未见将武陵之汉寿更名为魏寿之记载，故王说当属臆断。
其三，我们注意到刘备据蜀乃改葭萌为“汉寿”，吴据武陵之“汉寿”乃改名为“吴寿”，而晋据葭萌之“汉寿”乃改名为“晋寿”。 可见，“汉寿”、“魏寿”、“吴寿”、“晋寿”均有特殊意味，寓王朝长寿。而据《贾诩传》和《刘放传》贾诩为奠定曹丕的太子地位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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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也是受到从魏太祖、魏文帝到魏明帝三代魏主的垂青，曹操将其功比班彪，魏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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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掌机密”，到了魏明帝即位时，更是“尤见宠任。”可见，即使真有将武陵之汉寿改名为“魏寿”之事，此魏寿也是象征意味大于实际意味，且贾诩和刘放都备受魏主宠信，被封此号，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贾诩和刘放的爵位等级不同（贾诩为乡侯，刘放为亭侯）但是却拥有共同的名号“魏寿”。
其四，三国时期爵前的名号已多不表地名。
据《晋书》卷一十四《志第四·地理上》记载“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孙权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刘备孙权都是“遥采佳名”分封各自的功臣，因此“魏寿”也可能是“遥采佳名”的产物，更多表一种象征意义。
由上述论证可知以贾诩和刘放爵号前有“魏寿”为理由而主张“武陵说”，是不正确的。
五、“两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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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武陵之汉寿和由葭萌县改名而来之汉寿都是关羽的封地，关羽被封了两次。 在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赵一清手抄本《三国志补注》中，他在《魏志》卷十《贾诩传》中“（贾诩）进爵魏寿乡侯”一句下注曰：“武陵郡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魏改为魏寿，故蜀又以葭萌为汉寿也”。在《魏志》卷十四《刘放传》“放进爵魏寿亭侯”一句下注曰：“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公始封于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而蜀因改葭萌为汉寿”。此外，他在《蜀志》卷六《关羽传》还写道：“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一句下面写道“一清按：蜀以葭萌为汉寿县而关公佐命元勋，更不易封，岂以赐命汉朝，故特改斯名以宠异之”。
而据我们前文论证地理类史料记载中都无魏将“汉寿”改为“魏寿”的记载。倒是有吴将其改为“吴寿”的记载。且赵一清认为是魏国先改，蜀国才改，即“魏改为魏寿，故蜀又改葭萌为汉寿也”史无可考。再者，所谓“羽佐命元勋，（刘备）特改葭萌为汉寿以宠异之。”即刘备是否是为了特意表示对关羽的恩宠而将葭萌改为汉寿，未见诸史着，不可考。由此可见，赵一清只是一家之言，且所言未知有何史据。
到了清代，清人张镇则在其《汉寿亭侯考辨》一文中全面阐释了“两地说”的观点。其文曰“汉寿亭侯之封宜凡有二：‘一为曹操，一则当属刘备”，又曰：“是时封拜元勋，张益德等诸将各已得侯，宁于（关）帝而不别加锡秩乎？夫帝既以操为汉贼，亦岂乐以其所有之爵自荣？即昭烈开国酬庸，以褒将帅，唯当宠之新命，趣为刻印，安有使仍故侯，无所旌异而遂可以服英雄之心，宏霸王之略哉？既改葭萌为汉寿，因即以封帝。”即认为关于两次被封，第一次是曹操表封的，第二次是刘备封的。因此两个汉寿都是关羽的封地。 上文有以下问题：
其一，据《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张飞曾两次受封。一次是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领荆州牧占据荆州时，被封为新亭侯。 此时，葭萌县尚未改名为“汉寿县”。第二次是刘备称帝后，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封张飞为西乡侯。此时，关羽已死。可见“而是时封拜元勋，张益德等诸将各已得侯，宁于（关）帝而不别加锡秩乎？”推理有误。
其二，即使是刘备追封关羽，那么也不应该再叫做“汉寿亭侯”了。用张镇的话来说“安有使仍故侯，无所旌异而遂可以服英雄之心，宏霸王之略哉？”如果刘备照旧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则与曹操无异（具封关羽为亭侯，而张飞已封为乡侯）“无所旌异”，无法“服英雄之心”。
其三，“夫（关）帝既以操为汉贼，亦岂乐以其所有之爵自荣”，即如张镇所言关羽以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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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为汉贼，那么，既然既然以曹操表奏之爵位（亭侯）为耻，又如何可能愿意保留其号（汉寿）呢？
其四，“既改葭萌为汉寿，因即以封帝。”认为将葭萌改为汉寿后就以之分封给了关羽。然而史无可考，当属臆断。
由此可见，认为关羽两次受封，多为臆断，而未见诸史着。即“两地说”是不对的。
六、“两地皆非”说（“亭名说”）
据前文考证，我们已经指出了“武陵说”“葭萌说”“两地说”的错误，而且指出据汉制“亭侯不得袭用县名”，“亭侯”所对应的封地应为“亭”而不能为“县”，即汉寿当为亭名。事实上该观点，前贤也多有述及。
唐刘禹锡在《汉寿城春望诗》中自注汉寿是“古荆州刺史治亭”，前文已述武陵之汉寿是汉代荆州刺史的治所，可见刘禹锡认为“汉寿”是“古荆州刺史治”下面的一个“亭”。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八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汉寿乃亭名”。又，王先谦曰：“汉寿县三国吴改曰吴寿（见沈志），晋志仍曰汉寿，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即虽然王先谦持“武陵说”，但他也认识到“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即“汉寿”是汉寿县里的一个“亭”。
此外，沈家本也认为“汉寿，乃亭名也”。盛巽昌在《三国演义补证本》第二十六回也旁批曰“按，汉寿只是亭名”。卢弼更是指出：“武陵之汉寿为县名，非亭名，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恐别有汉寿亭不可考耳”。
综上，我们认为：其一，据汉制，亭侯之封地当为亭，故“汉寿亭侯”里的“汉寿”是亭名，而非县名，因此该汉寿是汉寿亭，而非武陵之汉寿县，也非蜀地之汉寿县。二，可能由于该汉寿只是“亭”这一行政级别较小的单位，而史料又缺乏详细的记载因此该汉寿亭的具体方位，现已无从查考。
刘禹锡、胡应麟和王先谦虽持“亭名说”，但都坚持认为“汉寿亭”是武陵之汉寿县或蜀地之汉寿县下一亭。然而，既然主张“汉寿”是亭名，则当从史料中查找何处有亭其名为汉寿，今据史料未见武陵之汉寿县及蜀地之汉寿县其下有亭名为汉寿，则不可臆断汉寿亭必在武陵抑或必在蜀地。
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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