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地区和辽西地区的重要交通路线。晋咸康四年（338年）后赵主石虎帅军自邺城出发击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县），所经路线就是自邺城分兵沿太行山东麓自安次（今河北廊坊市）长驱入蓟（今北京），东至徐无（今河北遵化县东），进陷令支，又追至平冈（今内蒙古宁城市西南）。石虎还攻慕容 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 。自徐无和令支要往平冈及棘城，只有出卢龙塞一途。史书又记载，石虎为了讨伐慕容 ，在其后又\自幽州（治蓟城，今北京）东至白狼（今辽宁建昌县西北）大兴屯田\ 。当时慕容 已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自今北京至辽宁建昌，卢龙塞更是必经之路。晋隆安元年（397年）拓跋鲜卑北魏灭后燕慕容宝。慕容宝自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北逃至范阳（今河北涿州市），再东北至蓟城（今北京），又东奔至今北京平谷县东北百余里的夏谦泽，最终逃归祖居地和龙（即龙城，今辽宁朝阳市） 。他自今北京平谷县东出，只能是循卢龙塞一途，而不可能走古北口大道。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以前北魏都城是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经常巡幸东部地区，因此居庸关大道和卢龙塞大道往往成为必经之途。如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六月，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至赤城（今河北赤城县），南至石亭遂至上谷（治居庸，今北京延庆县），复西至涿鹿（今河北涿鹿县古城村），登桥山，又至广宁（治今河北涿鹿县）登历山。这次巡游没有入居庸关。泰常七年（422年）九月，明元帝又至桥山（今河北涿鹿县境内），祠黄帝、唐尧庙，随后东幸幽州（治蓟城，今北京）。这次则自河北涿鹿经今怀来县、延庆县入居庸关后南抵蓟城（今北京） 。太安四年（458年）北魏文成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大致沿今京包线至广宁（今河北涿鹿县），遂东巡平州（治今河北迁安东）至辽西黄山宫，次月继续东行登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北），改碣石山为乐游山。他自广宁至平州必须经过居庸关入幽州，然后东出卢龙塞才能到平州 。
二、隋唐五代时期的交通
隋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自关中地区到太行山以东的今北京及河北地区，井陉大道仍是关键的枢纽。如隋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皇太子杨广弑父隋文帝后篡位，即隋炀帝。杨广之弟汉王杨谅驻兵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举兵讨伐。隋炀帝于是命令亲信李子雄驰往幽州（治蓟城，今北京）夺了
隋幽州总管窦抗的兵权，然后调发幽州兵马3万自井陉西讨汉王杨谅，与并州军相遇于井陉抱犊山（今河北获鹿县西），大获全胜 。井陉的重要性可见而知。另外，《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三年（607年）五月，征发河北10余郡的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以通驰道。征发的是太行山以东的河北丁男，要通的是太行山以西的并州，隋炀帝驰道明显是要横穿太行山，故称\凿太行山\，其地点大约也是在井陉，和前述东汉初年王霸\治飞狐道\是一个意思，就是将原有的横穿太行山的井陉大道拓宽。不过这样一来，隋炀帝改变了秦始皇以来自西北至蓟城（今北京）的驰道，变得更为便捷。不过，沿太行山东麓的大道始终是自蓟城（今北京）通往中原各地的重要交通路线，道路宽广、便畅。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地而起，炀帝被迫逃往江都。大业十三年（617年）李密起义军围隋东都洛阳，隋涿郡（治蓟城，今北京）留守薛世雄奉命率蓟、幽精兵前去解围。薛世雄率军3万人行至河间（治今河北河间市）遭到窦建德起义军的偷袭，大败而归 。从蓟城到河间要经过涿县（今河北涿州市）、鄚县（今河北雄县南）等地，正是太行山东麓一线。隋代自蓟城（今北京）向辽西、辽东的交通路线仍然主要是卢龙塞。隋炀帝为征辽东，在蓟城修建了行宫临朔宫，又在卢龙塞南端近海的临渝关（今河北秦皇岛市西）修建了临渝宫。他自蓟地东行的路线就是经无终（今天津蓟县）、卢龙（今河北卢龙县），然后东至临渝宫，出临渝关后东抵辽水，渡辽水即可达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这条交通路线实际就是山海关大道。另外，大业八年（612 年）隋炀帝颁大赦诏书中说：凡是役丁夫匠至蓟城（今北京）服役者免二年赋税，至临渝关以西者免三年赋税，至柳城郡（今辽宁朝阳市）以西者免四年赋税，至辽西泸河镇（今辽宁锦州市）、怀远镇（今辽宁辽阳市西北）以西者免五年赋税，至通定镇（今辽宁沈阳市北）以西者免赋税七年。 由此可以确认当时自蓟城（今北京）向东的交通路线主要是蓟城（今北京）--临渝关--柳城--泸河、怀远镇--通定镇（今辽宁沈阳市北）。自蓟城经临渝关出至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只能是出卢龙塞大道。唐代卢龙塞大道仍然是被利用的主要交通路线。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东征辽东时行经路线就是自洛阳出发，至定州（今河北定县），复北至蓟城（今北京），誓师于蓟城南，东渡辽水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其班师回京的路线是，入临渝关，至幽州蓟城，复西至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返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
市）。在此前，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命英国公李责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今辽宁朝阳市) 。将以上记载汇总起来分析，当时太宗出发时的行军路线应该是自洛阳循太行山东麓大道至定州，然后北至蓟城（今北京）。其自今北京至辽东的路线和隋代时一样，都是东经临渝关（唐称渝关）出卢龙塞，然后至柳城，再东渡辽水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班师的路线从辽东至蓟城的一段没有变化，只是自蓟城不再循太行山东麓走定州，而是西出居庸关或飞狐口或井径而至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最大的可能是出井径，因为出居庸关过于迂曲，而出飞狐口又过于狭隘--然后自晋阳，返回长安。可见自古至今井陉等大道和卢龙塞大道始终是今北京地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路线。另外，前述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命居庸关守兵斩杀山西五台山来奔的逃亡僧人一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隋唐时期今北京地区的陆路交通没有什么改变，最重要的变化在于水路，即前已叙述过的隋代开凿并被唐朝继承下来的南北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北至涿郡蓟城（今北京）的南北大运河，是隋文帝、炀帝两代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目的，分段开凿的。最终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完成了各段的连接贯通，成为南北通途。最初，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为了京师漕运便利，命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开渠，自大兴城（即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至潼关入黄河，名广通渠，从此关中地区漕运畅通。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为了统一中国，平灭江南陈朝，又沿春秋时邗沟旧渎开凿山阳渎，南起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市），从而沟通江、淮两大水系，次年（588年）发兵灭陈。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陈朝亡，南北统一。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凿通济渠，自东都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再自板渚引黄河水南通淮河，从而南至山阳，沟通洛水、黄河、汴水、淮河。从此，自大兴城可东至洛阳，再南至山阳、江都。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为发动辽东之役，收复辽东失地，又开凿北方永济渠，利用沁水入白沟、清河和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北至涿郡蓟城（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在长江以南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引江水南入钱塘江，抵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市）。至此，勾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它以洛阳为中心，北至蓟城（今北京），西至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
其中与今北京关系最为密切的永济渠需要稍加详述。《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治蓟城，今北京）。\负责这项工程的是殿内丞阎毗。《隋书〃阎毗传》记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漕运。毗督其役。明年（609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在今北京附近）。\洛口是黄河南岸的洛水入黄河之处，在今黄河南岸的河南巩县东北，东距洛阳100公里左右。沁水是黄河北岸的河流，经今河南沁阳县东南流，在今河南武陟县南入黄河，其入黄河口在洛口以东40公里左右。上引的两条记载一说永济渠的南端是\引沁水南达于河\，一说是\自洛口开渠\，究竟应该以哪里为永济渠的南端呢？有些学者引用严耕望先生的考证认为\引沁水南达于河'指的是永济渠的上游河段（笔者按：即南端），即将源于山西境内的、于武陟（今河南武陟县）南汇入黄河的沁水下游加以疏浚，在沁水左岸开一渠口，引沁水东流，使之注入清水。由于这段河道漕运利用价值不高，所以当时人们常把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市西南）一带作为永济渠的（南端）起点。早在开皇三年（583年）就设臵于卫州的黎阳仓，也因位居永济渠之首，而成为隋唐时期南北漕运线的起点\ 。或说：\在沁水左岸开一渠口，引沁水东流，使之注入清水。至于阎毗负责的工程，大概是疏浚由洛至沁、清二水汇合处的河道。由于沁水多沙易淤、清水流量有限，永济渠上游的利用价值不高，所以隋唐时期人们常将永济渠的起点臵于卫州汲县一带。建立在卫州的黎阳仓也因位居永济渠之首，而成为南北漕运的起点兼物资集散地之一。\他们有关引沁水济白沟、清河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这也正是历史地理学界一般公认的看法。但是，他们关于永济渠的南端起点是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一带的观点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其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他们不重视《隋书〃阎毗传》\自洛口开渠\的记载和忽视了洛口仓的存在。《隋书〃食货志》载：\炀帝即位……新臵兴洛及迴洛仓\。\大业十二年（616年），帝幸江都。是时李密据洛口仓。\洛口仓就是兴洛仓。《隋书〃李密传》称：大业十三年（617年春）李密自罗口（即洛口）袭兴洛仓，破之。由此可以证明兴洛、洛口仓本是一仓。《元和郡县志〃河南道一》\巩县\条下记注说：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密自颖州率军10万余袭破洛口仓，因据巩县，又筑城包南北山，周回30余里。又史载，隋炀帝于巩县东南原上筑洛口仓城，周回20余里，穿凿3000窖，每窖可存粮8000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