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争议的？”长远地看并非如此。在适当的时候我将会证明这些说法，但是此时，我要让大家注意到，并依靠一些熟悉的——公认不可靠的——直觉。）
专利法，包括版权法，是我们有效地抓住这个问题的宝库。一个设计要有多少新颖程度才能足以正当地成为专利？能从他人的知识产品借鉴多少而无需付报酬或鸣谢？这些就像是我们必须在上面建造一些相当随意的梯田的滑坡，针对那些会引起无休无止的争端的问题编撰条例。在这些争端中，取证的责任是被我们对多少量的设计不会仅仅是巧合的直觉确定了的。我们的直觉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保证显示，它也是合理的。假定一位作者被指控剽窃，而证据是，比如说，一个段落与推断是其来源的一个段落几乎完全相同。这可能仅仅是巧合吗？其关键取决于这个段落的平庸和常规程度，但是大多数整段的文字内容足够“特殊” （以我们很快就要探讨的方式），做独立的创作是高度不可能的。合情合理的陪审团不会要求一个剽窃案的原告精确地证明被指控的复制发生的因果途径。被告很明显将会有责任证明他的作品是，令人惊讶地，一件独立作品，而不是已有作品的复制。
类似的取证责任也落到一件工业间谍案的被告身上：被告新产品的内部构造与原告产品的内部构造的设计相似得令人起疑——这是不是一个设计的趋同进化的无辜案件？的确，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证明你的无辜的唯一办法是出示清楚的证据表明你实际上做了必要的研发工作（旧蓝图，草案，早期模型和实体模型，关于遇到的问题的备忘录，等等）。缺乏这样的证据，但是也缺乏你从事间谍活动的任何实质性证据，你将会被认定有罪——而且你活该！这种程度上的无比巧合不会出现。
幸亏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中现在盛行同样的取证责任。我称之为“设计累积原理”的原理并不在逻辑上要求（这个行星上的）所有设计都是从一个单一主干（或根、种子）的一个或另一个分支上传代而来的，而是说，既然每一种新设计的事物都看来必须在某个地方对其来源有大量的设计投资，最便宜的假说将会总是这样的，其设计大部份地从早期的设计复制而来，后者从更早期的设计复制而来，依此类推，以致实际的研发创新工作达到最小程度。当然，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设计独立地重新发明了许多次——例如，眼睛重新发明了数十次—— 但是，每一个类似这样的趋同进化的案例必须在大多数设计都是复制的这一背景之下加以证明。在逻辑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南美洲所有的生命形态都是独立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所有生命形态被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假说，需要一点一点地加以证明才行。假定我们在一个偏僻岛屿上发现一种新种的鸟。即使我们还没有关于这种鸟与世界上其他所有鸟有关联的直接的确凿证据，在达尔文之后，我们仍然可以极为安全地做这种缺省假定，因为鸟类是非常特殊的设计。【原注４】
【原注４】顺便注意一下，如果我们发现这种鸟的ＤＮＡ的序列与其他鸟类几乎完全相同，逻辑上也将不会推出它与其他鸟类有关联！“只是一种巧合，而不是剽窃”是逻辑上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它。
因此，生物体——以及计算机、书和其他制造物——是非常特殊的因果链的
结果，这一事实，在达尔文之后，并不仅仅是一个可靠的归纳，而且是一个用于建立一种学说的深刻事实。休谟认识到这一点——“将几块钢扔在一起，没有形状或形态；它们将永远不会排列自身组成一块表”——但是他和其他早期思想家认为他们必须将这个深刻事实建立在心智之上。达尔文发现了如何将它分散在非心智的广阔空间，这要归功于他的关于设计创新如何能被保存和繁殖，因此能被累积的观念。
设计需要工作来创造，因此至少在它能够被保存（因此能被偷或卖）这个意义上，它是有价值的，这个观念，在经济术语中发现了丰富的表达方式。如果达尔文没有因出生在已产生了亚当．史密斯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商业世界而获益，那么他不会很方便地找到造好的零件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增加了价值的产品（你看，这个观念很好地用在自己身上）。这些融入了达尔文的伟大观念的各种设计来源，使我们对这个观念本身有重要的洞察，但是并不减低其价值或威胁其客观性，就像甲烷的卑微出身不会减低其被当做燃料使用时的热单位的值。
四、研发工具：空中吊钩还是起重机？
研发工作不像铲煤：它在某种方式上是一种“智能”工作，而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产生了其他类型的比喻，使那些面对达尔文的“奇怪的推理倒置”的思想家同时感到诱惑和烦恼，受到启发和混淆：达尔文坚信没有智能的自然选择过程看上去有着智能的性质。
达尔文选择将其原理称为“自然选择”，它有着拟人化的含义，事实上，这难道不是很不幸的？如果像阿萨．格雷建议的，将这个意像代之以“自然的指引之手”，并讨论赢得生命竞赛的不同方式，难道不是更好吗？许多人不能理解这一点，而达尔文倾向于责备自己：“我一定是一个糟糕的解释者，”他承认说： “我想‘自然选择’是一个糟糕的术语。”肯定无疑地，这个两面派的术语激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达尔文的一位新近反对者如此总结：
“地球上的生命当初被当做是存在一位造物主的显而易见的证据，而做为达尔文观念的一个结果，却被视为仅仅是一个过程的产物，并且，根据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是一个‘盲目、机械、自动和非人的’过程，而根据德比尔（de Beer），则是‘浪费、盲目和愚蠢的’。但是一旦这些评论（原文如此）被放在自然选择的层次上，这个‘盲目的过程’自身就被比做诗人、作曲家、雕塑家、莎士比亚——恰恰是自然选择最初已取代的那个创造性观念。我想，很明显地，这样一种观念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贝塞尔（Bethell）１９７６）
或者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在像贝塞尔这样的怀疑者看来，将进化过程称之为 “盲目钟表匠”（道金斯（Dawkins）１９８６），似乎是故意在制造悖论，因为这是以左手（“盲目”）拿走了右手给予的明智、目的和预见。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这种表达方式——而像我们将会发现的，它在当代生物学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不可取代——正是表达达尔文学说帮助揭示的无数细节发现的正确方式。完全不可否认的是在自然界发现的惊人的优越设计。一次又一次地，生物学家被自然界中似乎是脆弱或笨拙的坏设计所难住，逐渐地才认识到他们低估了一种大自然
母亲之创造的精巧性、绝对的优越程度和洞察深度。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顽皮地以他的同事雷斯利．奥吉尔（Leslie Orgel）的名字为这种趋势命名，他叫做“奥吉尔第二规则：进化比你聪明。”（另一种表达式：进化比雷斯利．奥吉尔聪明！）
达尔文向我们显示了，如何从“绝对的无知”（如他的愤怒的批评者所言）攀登到有创造性的天才，而无需回避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我们落脚必须非常小心。在围绕我们的争议中，大部份（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由对达尔文以下声称的不同挑战组成的，即在足够的时间内，他能够把我们从彼（混沌或完全无设计的世界）一直送到此（我们生存的美妙世界），而除了他提出的没有心智的、机械的算法过程，不必乞灵于其他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已保留了传统宇宙金字塔的直线特征做为衡量（直觉的）设计程度的尺度，我们能够借助另一个从民间传说中拿来的幻想物，使这一挑战戏剧化。
“空中吊钩（skyhook），源自航空学。一种用于挂在空中的想像中的机械装置；一种悬浮空中的想像中的方式。”（《牛津英语词典》）
《牛津英语词典》注意到这一词语的首次使用出现于１９１５年：“一位被命令在空中再停留一个小时的飞行员回答说‘机器与空中吊钩不搭配’。”空中吊钩的概念可能是古希腊编剧手法中的机关神（deus ex machina）的后裔：当二流剧作家发现，剧情的发展使他们的主角进入无法逃脱的困境时，他们常常乐于让一位神降落到舞台上，就像超人，用超自然的方式解救局势。空中吊钩也可能是民间传说趋同式进化的完全独立的创造。空中吊钩将会是一种美妙的东西，用于将笨重物体从困难环境中吊走并加速所有的建筑项目，这真是妙极了。可悲的是，它们是不可能的。【原注５】
【原注５】嘿，也不是非常的不可能。与地球自转同步旋转的地球同步卫星就是一种真实的、并非神迹的空中吊钩。它们之所以如此有价值——之所以对其投资是合算的——是因为我们常常十分需要将某种东西（例如天线、照相机或望远镜）挂在高空中。卫星并不适用于起吊，唉，因为它们必须被放置在如此高的空中。这个主意已被仔细地探讨过。结果发现，需要用到人类还无法生产出来的最强的人造纤维做为绳子，顶端的直径至少要超过１００米——直径可以呈锥形逐渐减小，直到吊物端细到几乎看不见——才刚好足以悬挂其自身的重量，更何况还有负载。即使你能够抽拉得动这样的绳子，你也不想见到它们脱离轨道落到下面的城市！
不过，还有起重机。起重机能够做我们想像中的空中吊钩所能做的提升工作，而且它们用一种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去做。不过，它们是昂贵的。它们必须被设计和从手头已有的日常零件建造，而且它们必须被放置在已有地面的牢固基础之上。起重机做为提升机一点也不逊色，而且有着它们乃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决定性的优势。像我这样一辈子都在旁观建筑工地的人，将会满意地注意到，有时候一台小起重机被用于建造一台大起重机。许多其他的旁观者必定会想到，在原则上，这台大起重机也能够被用于建造或加速建造一台更大的壮观的起重机。在真实世界的建筑项目上，起重机的逐级放大次数很少（如果曾经被用过的话）超
过一次，但是在原则上，能够被组织起来逐级放大完成非凡任务的起重机数目，是没有限制的。
现在想一想在设计空间中产生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的卓越生物体和（其他）制造物所必备的所有“提升”。自从生命开端以来，以最早期、最简单的自我复制体开始，广阔的距离必定已被跨越，向外（多样性）和向上（优越性）扩散。达尔文给我们描述了一种所能设想的最简陋、最原始、最愚蠢的提升过程——自然选择之楔。经由细小的——最可能小的——步骤，这个过程在极长的时间内能够逐渐跨越这些巨大的距离。他如此声称。在任何一点，都不会需要任何奇迹—— 来自高处的——事物。每一步骤都是从由早期攀登努力建造的基础开始，由非人的、机械的、算法式的攀登完成的。
这的确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它真的能够发生吗？或者，这个过程是否时不时地（或许只在非常早的时期）需要被某种空中吊钩“帮一把”？一个多世纪以来，怀疑者一直在试图找到一个证明，证明达尔文的观念就是不能生效，至少不是自始至终有效。他们一直在希望、寻找、祈祷空中吊钩，做为他们见到的达尔文的算法滚滚向前的暗淡前景的例外。而一次又一次的，他们提出了的确很有趣的挑战——跳跃、断层和其他奇迹，咋一看似乎需要空中吊钩。但是接着就来了起重机，它们在许多场合中正是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个空中吊钩的怀疑者发现的。
现在是做一些更仔细的定义的时候了。让我们这么理解，一个空中吊钩是一种“心智第一位”的力量、威力或过程，是下述原理的例外，即所有设计，以及表面的设计，最终都是无心智、无动机的机械过程的结果。相反地，一个起重机是一个设计过程的亚过程或特殊性质，能够被证明允许局部地加快自然选择的基本、缓慢的过程，而且能被证明它本身就是这一基本过程的可预测的（或回过头来能被解释的）产物。某些起重机是明显而无争议的；其他一些起重机则还在被富有成果地争论着。仅为了让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广度和应用有个一般的感觉，让我举三个非常不同的例子。
进化理论家们现在普遍同意性是一种起重机。也就是说，有性繁殖的物种能以比无性繁殖的生物体能达到的快得多的速度在设计空间中穿行。而且，在一路上，它们能“辨别”无性繁殖的生物体所“察觉不到的”设计改进。然而，这不可能是性存在的理由。进化不能看到远方的道路，所有它建造的任何东西必须有当前的报酬抵销开支。如近来的理论家们所坚持的，有性繁殖的“选择”担负着巨大的当前开支：在每一次交易中，生物体只送出了百分之五十的基因（且不说一开始为了保证一次交易而投入的精力和风险）。因此，提高对重新设计过程之效率、敏锐性和速度——这些使性成为一种卓越的起重机的性质——的长期报酬对必须决定哪一个生物体在紧接的下一代占优势的近视的、局部竞争而言，毫无用处。其他一些短期的益处必定维持了必要的正面选择压力，使有性繁殖成为极少物种能够拒绝的开价。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 １９７８）首次有说服力地指出这个谜团，现在有多种令人信服的——并相互竞争的——假说可能加以解决。对这一问题的现状的明晰介绍，参见迈特．里德利（Matt Ridley）１９９３。（后面对此有更多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