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不错！达尔文的“奇怪的推理倒置”事实上是一种新颖而美妙的思维方式，完全推翻了由洛克“证明”并让戴维．休谟看不到其他出路的以心智为第一位的方式。多年之后，约翰．迪威（John Dewey）在其富有深刻见解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一书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倒置：“兴趣改变了??从一种一蹴而就地塑造事物的智能，到事物甚至至今还在塑造着的特定智能。”（迪威１９１０）但是这种将心智当做一种结果而不是第一因的观念对有些人来说是过于革命性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心智没法舒服地适应的“可怕的拉伸机”【译注３】。１８６０年时是如此，在今天也同样如此，对一些进化论的最好朋友，连同其敌人，也一向如此。例如，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在其近著《上帝的心智》（The Mind of God）中声称人类心智的思考能力“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琐事，由没有心智没有目的的力量产生的不重要的副产物”（戴维斯１９９２）。这是以最直露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熟悉的否定，因为它暴露了未做好调查的偏见。我们可以问问戴维斯，没有心智没有目的的力量的副产物就是无关紧要的吗？最重要的事物为什么不能够从不重要的事物产生？为什么任何事物的重要性或优越性就必定是来自高处的，来自某种更重要事物的赐予，来自上帝的礼物？达尔文的倒置建议我们放弃那种假设，而去寻找能从“没有心智没有目的的力量” 脱颖而出的种种优越性、价值和目的。
【译注３】语出达尔文：“相信孔雀的尾巴是这样形成的，这是一个可怕的拉伸机；但是，在相信它的同时，我相信同样的原理做些修改也能用于人类。”
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从未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他自己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的版本在达尔文还在推迟《物种起源》的发表时，抵达达尔文的桌上，达尔文设法把他当做这条原理的共同发现者【原注１】。虽然一开始华莱士在人类心智的进化问题上要比达尔文所愿意做的更为直截了当，但是他没能看出“奇怪的推理倒置”是这一伟大观念之所以伟大的关键。华莱士重复约翰．洛克的观点，宣称“那些控制着物质——如果不是实际组成它的话——的力量的不可思议的复杂性，是而且必定是心智的产物”。在华莱士晚年皈依唯灵论并让人类意识全都免受进化的无情法则主宰的时候，达尔文看到罅隙变大，并写信给他说：“我希望你还没有完全杀死了属于你自己也属于我的孩子。”
【原注１】这个迷人的，甚至极其痛苦的故事已被很好地讲了许多次，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争议。为什么达尔文原先要推迟发表？他对待华莱士是慷慨大方的还是极其不公平的？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不仅与达尔文在如何处理华莱士无意中抢夺优先权的通信时不安的良心有关；正如我们在此见到的，他们两人对他们所发现的观念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使他们疏离。
但是达尔文的观念是否真的无可避免地将导致这样的革命和颠覆？“很明显，批评家们不希望去理解，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尔文自己也鼓励他们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艾黎格德（Ellegard）1956）华莱士想要问的是，自然选择可能有什么目的，而虽然现在回头来看，这似乎是在挥霍他和达尔文发现的财富，但是达尔文自己对这个观念也常常表示同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不把目的论一直还原为无目的的秩序，而是将所有尘世的目的论还原到唯一一个目的：上帝的目
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明显的、诱人的堵塞堤坝漏洞的方式？达尔文在他自己脑中很清楚，自然选择过程所依赖的变异必须是无计划和无设计的，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可以有一个目的，不是吗？在１８６０年致早期支持者、美国博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的一封信中，达尔文写道，“我倾向于把每一样事物都当做来自于被设计的规律，其细节的好坏则留给我们可以称为机遇的东西去解决。”
自动过程本身常常是极为卓越的创造。站在今天的优越地位，我们能看出自动传输装置和自动门的发明者不是白痴，而他们的聪明才智在于能够创造出某种无需思维就能做“聪明”事情的东西。放纵一下怀旧情绪，我们也可以说，对达尔文时代的某些观察家来说，他似乎保留了一种可能性，上帝通过设计一个自动设计者而留下其手笔。对这些人中的某些人来说，这种观念不只是绝望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传统的积极改进。《创世记》的第一章描述了一系列的创造浪潮，每一个都以叠句“而神认为它是好的”结束。达尔文已发现了一种方式消除这种智能质量控制的琐细应用；自然选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无需上帝的进一步干预。（１７世纪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尔海姆．莱布尼兹已为一种让上帝脱手的类似观点辩护过）。正如亨利．瓦德．比切尔（Henry Ward Beecher）说的，“批发式的设计要比零售式的设计更伟大。”阿萨．格雷被达尔文的新观念所吸引，但是试图将它和他信奉的传统宗教信条尽可能地调和，提出了这种权益婚姻：上帝计划了“变异的潮流”，并预见了他所制定的自然规律在漫长的岁月中将会如何消减这一潮流。如约翰．迪威用又一个商业比喻恰当地评论的，“格雷坚持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分期付款式的设计”。
在进化论的解释中，这种弥漫着资本主义气息的比喻并不罕见。那些达尔文的批评家和注释者常常愉快地列举例子，认为这种语言表明了——或者我们应该说是暴露了——达尔文研究其观念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推翻了它们的科学客观性。达尔文做为一位凡人，确切无疑地继承了与他的社会身份相随的大量的观念、表达模式、态度、偏见和观点，但是同样确切的是，在人们思考进化论问题时如此自然地想到的经济比喻，乃是从达尔文的发现中的一种最深刻的特征那里获得了威力的。
三、设计累积原理
理解达尔文的贡献的关键，是承认“来自设计的论证”的前提条件。如果人们在旷野荒地中发现了一块手表，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如佩利（Paley）（以及在他之前的休谟的克里安提斯）所坚持的，一块手表展示了大量的做好的工作【译注４】。手表和其他被设计的物体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们必定是现代工业称之为“研发”——研究和开发——的产物，而研发在时间和能量方面都是要付出高代价的。在达尔文之前，能从事这种研发工作的有关过程的唯一模型，是一位智能制造者。达尔文所看到的是，在原则上，相同的工作能由一种不同的过程完成，将工作分散到大量的时间中，节俭地储存在每个阶段完成的设计工作，因此不必重新去做。换句话说，达尔文想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设计累积原理”的原理。世界上的事物（例如手表、生物体以及谁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被视为含有一定量的设计的产物，而且以某种方式，该设计必定是由一种研发过程产生的。完全没有设计——在过时的意义上，纯粹的混沌——是零点或起点。
【译注４】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在１８０３年出版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一书中表达了这个观点。
有关设计和秩序之间的差异——以及紧密联系——的一个更新的观念有助于澄清这个局面。这是由物理学家欧文．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１９６７）首先普及的一个主张，认为生命能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术语加以定义。在物理学上，秩序或组织能用空间区域之间的热量差异加以测定；熵只是无序，即秩序的反面，并且根据第二定律，任何孤立系统的熵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换句话说，事物无可避免地败坏下去。根据第二定律，宇宙正从一个更有序的状态演变成最终的无序状态，即所谓宇宙的热寂。【原注２】
【原注２】而最初的秩序从哪里来的？我所见到的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讨论，是彭洛斯（Penrose）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宇宙学和时间箭头》一书第７章。
那么，生物是什么？它们就是那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抗拒被碎成粉末的东西，通过不被孤立——从环境中获取必需品将生命和肢体结合在一起。生理学家理查德．格里高利（Richard Gregory）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个观念：
“熵——组织的丧失或温差的丧失——给定的时间箭头是统计性的，它易于在局部小规模地逆转。最引人注目的是：生命是有系统地对熵的逆转，而且智能创造出了结构和能量的差异抗拒假定中的物质宇宙通过熵的逐渐‘死寂’。” （格里高利１９８１）
格里高利进而把这个使之成为可能的根本观念归功于达尔文：“应用自然选择概念，我们现在才能够理解生物体的复杂性和秩序在生物时间中的增加。”因此，不仅是个别的生物体，而且是创造它们的整个进化过程，能被看做是一个抗拒宇宙时间之更大趋势的基本物理现像，威廉．开尔文（William Calvin）在其探讨进化论和宇宙学的关系的经典著作的题目含义中抓住了这个特征，《向山上流淌的河流：从大爆炸到大脑之旅》（The River That Flows Uphill: A Journe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Big Brain）（１９８６）。
那么，有设计的事物，就或者是生物或生物的一部分，或者是生物的制造物，无论如何是被组织起来加入战斗抵抗无序。抗拒第二定律的趋势并非不可能，但是代价很高。想一想铁。铁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元素，是我们身体健康必需的，而且做为钢这种美妙的建造材料的主要成份也很有价值。我们的星球曾经含有巨量的铁矿储备，但是它们正逐渐地消耗。这是否意味着地球正在逐渐丧失铁？很难这么说。除了近来以空间探测器的组成部分的形式发射到地球的有效重力范围之外的几吨铁这种可忽略的例外，今天地球上的铁和以前一样多。麻烦的是，越来越多的铁被以铁锈（氧化铁分子）和其他低级、低浓度物质的形式消散。原则上，它全都能被恢复，但是这会用到巨额的能量，费尽心机地集中用于提取和浓缩铁的特别项目上。
如此复杂的过程之组织构成了生命的标志。格里高利用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
戏剧性地描述了这一点。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强加的方向性的一个标准教科书表述是，声称你不可能复原打散的鸡蛋。嘿，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而是那将是个代价极其昂贵，复杂的任务，一路艰难地抗拒第二定律。现在考虑：制造一个以打散鸡蛋为输入和以完整鸡蛋为输出的设备，将需要多大的代价？有一个容易的解决办法：将一只活母鸡放进箱子中！喂它打散的鸡蛋，它将能够为你制造鸡蛋—— 过一会儿。在平常我们并不会把母鸡当成几乎是奇迹的复杂实体而感到惊奇，但是母鸡能做到的这一件事，由于组织它的设计，仍然超越了人类工程师创造的设备。
一个事物展示越多的设计，就必须有越多的研发工作产生它。像任何一位优秀革命家，达尔文尽可能地利用旧体系：宇宙金字塔的直线特征被保留了，并成为衡量在一个层次上的事物包含了多少设计的尺度。在达尔文的框架中，就像传统的金字塔，心智的确位于接近顶端，属于最有设计的实体（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是自我重新设计的事物，如我们将在第１３章看到的）。但是这意味着它们是属于创造过程的（至今）最高级的结果，而不是——像旧版本那样——这个创造过程的起因或源泉。它们的产物——我们最初模型中的人类制造物——因之必须仍然被当成是更有设计的。乍一看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一首济慈的颂歌似乎表明了比一只夜莺有更伟大的研发起源——至少在不懂生物学的诗人看来是如此—— 但是一根回形针呢？与任何生物相比，不管这些生物是多么原始，回形针肯定是微不足道的设计产物。在明显的意义上，的确如此，但是好好想一想。让你自己步佩利的后尘，在一个外行星的明显是荒凉的沙滩上行走。哪一个发现将会使你更为激动：一只蛤蜊还是一个蛤壳抓斗？在行星能够制造出蛤壳抓斗之前，它必须制造蛤壳抓斗制造者，而那是比蛤蜊远远更有设计的事物。
只有一种含有达尔文式的逻辑形式的学说能够解释有设计的事物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其他解释都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或无限倒退。过去的方法，即洛克的心智第一性的方法，赞同这样的原理，认为需要大智能才能创造智能。对我们的祖先，制造物制造者来说，这个观念一定总是看来不证自明的，这可以追溯到巧人，智人的祖先。没有人见过一根矛能用原材料制造猎人。童谣说，“要有人才能认识人”，但是一个甚至更有说服力的口号似乎是，“要有更大者才能制造更小者”。然而，从这个口号获得灵感的任何观点都马上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如休谟注意到的：如果上帝创造并设计了所有这些奇妙事物，那么谁创造了上帝？超上帝？而谁创造了超上帝？超超上帝？或者上帝创造了自己？它是否很艰苦？它是否需要时间？不要问！嘿，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问这种对神秘性的温和拥抱，与干脆否认智能（或设计）必须来源于大智能的原则相比，是否有任何的改进。达尔文提供了一条实际上是在向佩利的洞察表示敬意的解释途径：真正的工作用于设计这块手表，而工作不是无偿的。
一个事物展示了多少的设计？还没有人提供一个能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的设计定量化体系。与这个有趣问题有关的理论研究正在几个学科中进行着，在第６章我们将考虑一种为特殊情形提供了干净利落的解决办法的自然尺度——但是同时，我们对不同量的设计有一种强有力的直觉。汽车比自行车含有更多的设计，鲨鱼比变形虫含有更多的设计，甚至一首短诗比一个“不要践踏草地”的告示含有更多的设计。（我能听到抱怀疑态度的读者在说，“哇！慢点！莫非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