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犯罪学中，一些理论公开宣布自己是整合性的或多学科的，例如，美国犯罪学家克拉伦斯?雷?杰弗利（C. Ray Jeffery）在研究犯罪行为时，将生物学（生理学）、哲学、心理学、遗传学、社会学以及犯罪学等学科加以整合，提出的“犯罪行为的科际整合理
论”(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of criminal behavior)。 马克?卡尔文（Mark Colvin）和约翰?保利（John Pauly）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关系学说应用于犯罪学研究，提出了犯罪的“整合结构理论”(integrated-structural theory)，认为人们的生活以及犯罪深受商品生产的制约，只有改变与物质生产有关的一些核心关系，才能控制犯罪。
更多的犯罪学理论虽然没有用整合的或多学科的名称，但是，在实际上，是将几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整合之后提出的。例如，特拉维斯?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1969年），是在整合以往的控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莫里斯?菲利普?费尔德曼（Maurice Philip Feldman)的整合学习理论(1977年），是在整合学习理论、个别差异理论和标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约瑟夫?韦斯（Joseph Weis）、戴维?霍金斯（David Hawkins）等的社会发展理论（1981年）,是在整合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赫尔曼?施文丁格（Herman Schwendinger）和朱莉娅?施文丁格（Julia Schwendinger）夫妇的工具理论（1985），是在整合亚文化理论、同辈群体理论和主流犯罪学的若干概念之后提出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和里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的犯罪与人性理论（1985年），是在整合古典学派的犯罪理论、社会学理论、生物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之后提出的；德尔伯特?埃利奥特（Delbert Elliot）、戴维?休津加（David Huizinga）和苏珊娜?艾吉顿（Suzanne Ageton）的整合理论（1985年），是在整合紧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约翰?哈根（John Hagan）等的权力—控制理论（1987年），是在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犯罪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特伦斯?索恩伯里（Terence Thornberry）的相互作用理论（1987年），是在整合犯罪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社会控制理论）和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迈克尔?戈特弗雷德森和特拉维斯?赫希的“倾向—事件理论”
（propensity-event theory of crime，1988年），是在整合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控制理论、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等的基础上提出的。
从当代西方犯罪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来看，对不同理论学说的折衷、整合，已经成为新的理论观点产生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成为新的学说、观点诞生的重要渠道。这种折衷、整合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将一些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在早期收集的数据重新加以利用：用新的统计方法进行整理，用新的理论视角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例如，谢尔登?格卢克（Sheldon Glueck，1896－1980）和埃利诺?格卢克（Eleanor Glueck，1894－1972）夫妇二人都是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生前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们曾经组织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纵向调查或追踪研究（follow-up research），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数据长期被忽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变。约翰?劳布（John Laub）和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在一系列论文中（1988年，1991年），“重新发现”了格卢克夫妇的“遗产”，他们认为，由格卢克夫妇进行的细致的经验性测定，实际上是研究犯罪生涯的一种理想平台（ideal platform），但是它们却一直被犯罪学界所抛弃。在重新检查和研究格卢克夫妇收集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约翰?劳布和罗伯特?桑普森两人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犯罪学观点。
当代犯罪学中的折衷化和多学科整合化的趋势，不仅表现在理论建构方面，也表现在学科、机构的设置方面。过去大学中将犯罪学课程或专业归入社会学系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建立犯罪学或刑事司法系或学院的做法所取代，对犯罪学和刑事司法感兴趣的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统计学家等，都可以在这些系或学院中找到职位。尽管犯罪学中的社会学优势现在还没有消失，但是，犯罪学研究已不再被社会学家所垄断，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学会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整合的领域。
（六）重视应用研究
当代实证主义犯罪学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在犯罪学研究之中将应用性研究和政策性研究放在重要地位。当代犯罪学研究中的这种趋势，似乎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从犯罪原因的角度研究刑事司法
实证主义犯罪学在诞生时并没有考虑刑事司法系统在原因理论中的含义，原来对犯罪原因的 研究主要从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和心理、生理等个人因素方面去探讨。在这种研究传统的影响下，西方犯罪学家们研究了大量与犯罪有关的因素。但是，很少分析刑事司法本身对犯罪的促进或遏止作用，特别是很少研究刑事司法在助长犯罪方面的作用。随着20世纪50、60年代标定理论的逐渐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活动的犯因性作用，一些犯罪学家开始注意到，不恰当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活动，也对犯罪行为的产生起促进作用，是引起犯罪增加的重要因素。一些冲突犯罪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论倾向，他们对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分析表明，这些因素在确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对犯罪人如何处置等方面，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西方犯罪学中的主流犯罪学理论对标定理论持排斥的态度，但是，标定理论家们提出的刑事司法系统及其活动具有犯因性作用的观点，却对他们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主流犯罪学家试图利用实证调查的方法，用数据资料去证实这些观点。 2．重视研究犯罪对策与刑事司法 从犯罪学的历史来看，近代西方犯罪学在很长一个时期是侧重研究犯罪原因的，这个时期大 致与实证主义犯罪学学派同时产生和稍后结束。尤其是欧洲的犯罪学家们，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侧重研究犯罪原因的，他们的犯罪学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论述犯罪原因问题的。但是，对犯罪原因的长期研究表明，“了解犯罪的原因并不意味着就有解决的方法。首要的事实是，一旦某种原因发挥作用，对该原因的补救就可能对犯罪几乎没有影响。”銆�因此，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犯罪学家们开始在研究犯罪原因的同时，更多地研究解决犯罪问题的对策，特别是用很大精力研究对付犯罪的主要力量——刑事司法系统，从而形成应用犯罪学（对策研究）和理论犯罪学（基础研究，特别是犯罪原因研究）并重的局面。无论是欧洲的犯罪学研究，还是美国的犯罪学研究，都表现出重视研究犯罪对策或刑事司法系统的趋势。例如，德国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的《犯罪学》（1987年）一书，共分８个部分，其中有两个部分专门论述犯罪对策问题，其篇幅与论述犯罪原因理论的篇幅基本相等。 在美国，重视犯罪对策研究的趋势更加明显。这或许与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的普遍渗透有关，因为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似乎“实用”价值较小，而对犯罪对策的研究则更加实用，有更直接的实用性。美国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犯罪学著作都反映了这种趋势，例如，长期被作为犯罪学标准教科书的埃德温?萨瑟兰（Edwin H. Sutherland）的《犯罪学原理》（1924年初版；1974年出第９版，改名为《犯罪学》，1978年出第10版时，仍用《犯罪学》的名称）一书的第10版，包括两部分26章，第一部分是少年犯罪与犯罪研究，有12章，内容涉及犯罪学的基本问题、犯罪现象与犯罪原因；第二部分是少年犯罪与犯罪的处理，有14章，内容主要是刑事司法与犯罪预防。从这本书的结构可以看出，萨瑟兰的书用大部分篇幅论述犯罪对策问题。又如，丹尼尔?格拉泽（Daniel Glaser）编的《犯罪学手册》（1974年）一书，共４部分31章，其中第一部分是对犯罪和少年犯罪的解释，共10章；第二部分是法律实施与判决，有８章；第三部分是矫正，有11章；第四部分是犯罪与少年犯罪的预防，有２章。从这个结构来看，全书用将近3/4的篇幅论述犯罪对策问题。再如，当代犯罪学中享有盛名的、专门论述犯罪学理论（主要是犯罪原因理论）的犯罪学著作——乔治?沃尔德（George B. Vold）的《理论犯罪学》各个版本，几乎在每章最后都有一节论述犯罪原因理论的政策意义，将原因理论与犯罪对策联系起来。 3．重视评价研究
在当代犯罪学研究中，人们越来越把评价研究（evaluation study）作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种评价研究所评价的对象，不仅包括理论犯罪学的内容，即评价有关犯罪现象的描述是否精确，有关犯罪原因的理论是否科学（建构理论的方法是否科学、术语是否准确、抽样是否有代表性、适用范围有多大等），原因理论是否符合现实等，而且也包括应用犯罪学的内容，即评价某项犯罪控制或矫正计划究竟产生多大实效，评价所提出的犯罪对策是否具有实际可行性、能否转化为刑事政策或刑事立法等。
评价研究的大量发展，促进了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同时，评价研究的结论，有时也会对刑事政策、刑事司法等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国家发生了否定矫正（rehabilitation）效果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马丁森（Robert Martinson）等人的评价研究结论所引起的。从1966年开始，马丁森和他的两位同事朱迪思?威尔克斯（Judith Wilks）和道格拉斯?利普顿（Douglas Lipton）受美国纽约州州长犯罪人特别委员会的委托，对1945年1月到1967年间完成的关于矫正效果的1000多项研究，进行了重新检验和评价。1974年，马丁森发表了题目为《有什么效果？关于检验改革的问题与答案》，提出了矫正对减少重新犯罪没有产生效果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这篇文章中，马丁森指出：“除了极少的和孤立的例外情况，迄今为止所报告的矫正活动没有对累犯产生明显的效果。”銆�马丁森的这个惊人的论点被称为“马丁森炸弹（”Martinson's bombshell）。1975年，道格拉斯?利普顿、罗伯特?马丁森和罗伯特?马丁森合著的《矫正治疗的效果：对治疗评价研究的一项调查》一书出版，进一步阐述了马丁森关于矫正治疗没有产生效果的观点。马丁森等人的论著发表后， 在西方国家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许多犯罪学家、社会学家、监狱学家等，纷纷发表文章，对马丁森等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既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尽管这方面的争论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停止，但是，马丁森的观点对罪犯矫正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剧了罪犯矫正领域内强调监禁而轻视矫正的强硬路线。 ４． 重视验证性研究
在西方犯罪学界，一项犯罪学研究的成果发表之后，可能会引起人们不同的反映。一些人可 能会持赞同的态度，另一些人可能会持反对的、否定的态度。那么，研究成果究竟正确与否，仅仅靠人们的思辨性评价是不够的，也很难令人信服，因此，为了确定某项研究的可靠性和价值，就需要对已经进行过的研究再次进行验证性研究（testing）。这样的验证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所提出的结论是否可靠，所使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如何等等。在从事这样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选择与被验证的犯罪学家使用的研究对象类似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另一些犯罪学家就使用被验证的犯罪学家曾经使用过的同一研究对象再次进行研究，看看能否获得与被验证的犯罪学家同样的数据资料和结论。 对某项理论观点的验证，不仅有别的犯罪学家在进行，一些严肃的犯罪学家本人也在其理论观点提出后继续进行相关研究，以便检验其理论观点的正确性。例如，美国著名犯罪学家特拉维斯赫希在1969年提出少年犯罪的社会控制理论之后，许多人对其理论进行了验证性研究，一些验证性研究发现了支持赫希的观点的结果，而一些验证性研究则发现了否定赫希的观点的研究。 尤为可贵的是，赫希本人与其合作者一起，也继续通过不断的研究验证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提出了新的犯罪学理论。正如犯罪学家拉里?西格尔（Larry J. Siegel）指出的：“尽管他的著作在犯罪学文献中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地位，但是，赫希仍然与迈克尔?戈特弗雷德森（Michael Gottfredson）一起，通过将生物社会理论观点、心理学理论观点和理性选择理论观点整合到《犯罪的一般理论》一书中，重新建构了他们的控制观点。”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关于当代西方实证主义犯罪学以及它与我国犯学研究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观点：
（一）实证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犯罪学的普遍趋势
根据对现有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犯罪
学中的基本研究范式。如果一项研究没有数据资料，没有对照组的资料，没有犯罪人与非犯罪人的比较，没有指出研究的方法，没有在研究中提出应用建议，那么，这样的研究往往被认为是不完善的。
实际上，在当代西方国家的犯罪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方法论。人们把使用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的犯罪学研究及其文献，称之为“实证主义犯罪学”（positive criminology）。从实证主义是一种方法论这种这种意义上讲，当代西方犯罪学都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犯罪学”。
犯罪学家约翰?劳布（Johan H. Laub）认为，实证主义犯罪学有3个特点：銆�
1．实证主义犯罪学使用统计方法寻找犯罪和少年犯罪行为的原因。实证主义犯罪学使用科学方法区别犯罪人与非犯罪人之间的一些特征。实证主义犯罪学的方法论假定，存在着一些可以识别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人们的行为（决定论），通过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差别的解释，就可以解释犯罪原因方面的差别。
2．实证主义犯罪学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这不是说实证主义犯罪学家对世界的观点比反实证主义者更加乐观，而是说，实证主义犯罪学家相信，使用科学方法比预感、猜测或者无根据的苦思冥想更有可能回答理论方面的问题。实证主义犯罪学通过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而得到发展，这也增加了理解犯罪和少年犯罪的能力。
3．可以把实证科学看成是一种“揭露”（debunking）的工具。实证主义犯罪学的目标是疥穿神话，纠正错误信念。犯罪学或许比其他学科更加依赖常识，实证主义犯罪学可以通过向决策者和公众提供研究信息来影响人们的常识。因此，实证主义犯罪学不仅通过增加知识，而且也通过更新知识发展这个学科。
（二）实证主义犯罪学具有若干明显的特点
从西方犯罪学文献中有关当代实证主义犯罪学的论述来看，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实证主义犯罪学的几个特点：
1．实证主义强调犯罪研究与科学的结合
从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犯罪学学派的产生过程中，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追求科学方法的特征。正如犯罪学家拉尼尔（Mark M. Lanier）和亨利 (Stuart Henry) 指出的：“这些生物犯罪学家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指出了如何研究范罪人。对人类的准确研究有赖于精确的方法和仔细的观察。这些科学犯罪学的先驱者们所采取的方法，就被称为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在研究犯罪人的生物特征、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中的应用?。通过详细的直接观察、实验、使用对照组样本这些方法，使得犯罪学家可以识别出个人的犯罪倾向。这种研究方法在今天仍然非常流行，不管这种研究方法的学科来源如何，它们的确构成了大多数当代犯罪学理论的基础。”銆�在当代西方国家的犯罪学界，更加强调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把自然科学的一整套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犯罪问题，例如，从最基本的研究程序（课题选择、研究设计、资料搜集、资料分析、撰写研究报告）到大量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2．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强调定量研究与定型研究的结合，有利于更加准确地研究犯罪现象 一些人认为，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强调数据资料，把定量研究与实证主义研究等同起来，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在今天西方国家的实证主义犯罪学研究中，人们不仅重视对犯罪现象的定量研究，也重视对犯罪现象的定性研究。他们的研究程序中的“课题选择”和“研究设计”以及“资料分析”、“撰写研究报告”等环节中，就包含着定量研究的内容。早期那种仅仅强调一大堆数字和数据分析，而不重视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不重视定性研究的倾向，已经引起主流犯罪学家们的重视，并且也遭到一些权威人士的批评，例如，美国司法部长雷诺（Janet Reno）在1994年的美国犯罪学学会年会上也指出：“让我们停止谈论数字，开始用人的术语谈论犯罪。”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