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经济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和社会事业沿着又好又快方向发展，综合实力明显提升，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人均GDP屡创新高，产业结构也逐步优化，实现了由“二、一、三”到“二、三、一”的跨越。福建的第二产业并没有拉开与第一产业的太大的差距，通过台海政策的优惠，台湾很多企业都到福建与当地企业合资，利用福建的工厂加工产品。这使得福建的第二产业份额增长的比较多。同时，福建从服务、引导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各个设区市发展条件得以良好改变；交通建设日新月异；煤电油运等先行工程得到长足发展，供需基本平衡；各级政府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全省干部群众精神状态很好，团结干事业的氛围很好。经济发展又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教育、科技、卫生、环境等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过多年的发展，福建省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具备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自海西经济区开始推动后，福建省相关的基础设施亦大力建置，对外资及台商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沿岸地区劳工的薪资水准大幅提升，使得外资及台商的人事成本亦大幅增加，许多台、外资企业纷纷往中国内陆发展，以求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此外，受限于腹地及市场，在商品的销售及流通部分，随着中国大陆国内工资水准及购买力的提升，除高科技等相关产业外，许多台、外资企业的市场主攻点已逐渐转移至中国大陆内部，而非在国际市场竞争，尤其是民生用品制造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此两大方向的转变，对海西经济区的发展是不利的，也成为以海西区为核心概念的福建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一大挑战。
随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圈崛起，福建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许多省份。迅速崛起的南北三角洲，并不给福建留下充足的区位优势的回旋空间，甚至开始通过“虹吸”拉走福建本来就不丰厚的生产要素，通过“挤压”缩小福建本来就不宽裕的市场份量，使得福建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危险和挑战：一是福建的资源与市场无法直接融入长三角与珠三角，从而处于产业边缘、资本边缘、市场边缘的不利地位；二是在南北三角洲“极化”效应不断放大的过程中，从外围圈层吸引走的产业与资本将会大于从核心圈层外溢出的产业与资本，原先投向福建的外资和台资将会随着“路径逆转”而流向南北三角洲；三是福建与南北三角洲无法在同一平台上形成城市共等级、产业共轭性、市场共协调的“高对称”的伙伴关系，而可能成为它们低端资源配置的外围区域。
二、检验方法与指标的选取
（一）方法与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提出，故称为索洛余值”[1]。1957年，索洛提出了测算技术进步的基本方法，其方法在于将总产出的增长分解为来自于要素投入的贡献（通常包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和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以此寻找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技术中性假设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等于广义技术进步率”。本文将采用索洛余值法测算福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1)
其中，Yt代表产出；Kt为资本量、Lt 为劳动投入；A(t)代表代表技术水平，也称全要素生产率；α、 β 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t表示年份。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有：
（2）
全要素生产率：
（3）
通过收集相应数据，利用以上模型估算福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分析经济增长源泉。
（二）数据选取与说明
1、总产出
文中的总产出用GDP表示。数据主要来自《福建统计年鉴》，同时对所获得的数据通过价格指数平减以不变价格进行计算，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2、劳动投入
衡量劳动投入的指标有两种：一是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二是用年末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3]。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第二种来代表劳动投入指标，用L来表示，数据来自各年份《福建统计年鉴》。
3、资本存量的计算
KT=KT1/Pt (4)
其中，Kt表示第 t年年末剔除了价格变动实际资本存量；Kt1表示第 t年年末实际资本存量；Pt为剔除了价格变动的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文中的资本存量用Kt1表示，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用Pt1表示。数据主要来自《福建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同时对所获得的数据通过价格指数平减以不变价格进行计算，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