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文风、教风及其他
——答湖北省特级教师杨先武
杭州师范大学 倪文锦
4月上旬，友人通过微信发来杨先武（下称杨氏）的文章：《何为“语文教学”之“正道”》（下称“杨文”，载《名作欣赏》2016年第4期）。该文主要是针对我的，集中批判拙文《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正道》（下称《正道》）。阅后，我“脑洞大开”：《正道》所论，实在是语文教学的普通常识，只是现在许多人不重视罢了，何至于构成“另立一套标准”，走“工具化”老路的罪名；并令杨氏大动干戈，甚至不惜祭出这是与新课改方向“不一致”，反对新课标的利剑，好一派杀气！我极少指名道姓与人争论，但自觉此事关乎语文教学界学风、文风、教风之大问题，因此有必要给予回应。当然，一次足矣，不会因此而浪费时间。
一
当下，在语文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由于许多教师片面地理解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导致语文教学中出现比较严重的泛人文化倾向，表现为许多教师一方面并不真知教材文本的人文内涵，一方面却又离开了语文教材，脱离文本语言，大讲人文套话、空话，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倾向的出现，如果因教师的语文专业素养差，尚属情有可原；令人奇怪的是，现在连有的名师，甚至是名师中的特级教师上课也出现此类情况。这不能不引起我深思：这到底是为什么？有鉴于此，我将对这一倾向的反思写成两千字的短文——《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正道》，发表于2015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紧接着，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作家网、中国学网、中国江苏网、广西新闻网、广西教育新闻网以及香港凤凰网都纷纷加以转载。然而，就这么一篇短文，却引来了杨氏的大批判。那么杨氏对我、对《正道》批判什么？又是怎么批判的呢？
杨氏集中批判《正道》的有两条（按他的说法）：一是把语文教学等同于语言教学，二是把语言教学视为单纯的语言形式教学。
杨氏首先批判《正道》：“文章的标题就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即把‘语文教学’等同于‘语言教学’。”
正道，正确途径之谓也。“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正道”，即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正确途径。这一标题既是我文章的论点，也是我对语文教学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长期以来一贯坚持并努力倡导的观点，不仅至今不变，今后也不会改变。如果这一主张正像杨氏所说“代表了当前语文界的一种思想倾向”的话，则幸莫大焉！这一标题清楚地显示，“语言”与“语文”是有区别的，并没有等同。我相信，只要不是指鹿为马，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不会看不懂这个如此简明的题目。可见犯逻辑错误的并非我的文章标题，而恰恰是杨氏自己。
杨氏认为，将“语言”与“语文”混同的“逻辑错误”，源自叶圣陶先生在谈到把“国语”“国文”的名称改为“语文”时所做的解释：“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从杨氏抱怨这种混同的源头，指责有关“语文”的说法不符合下定义的规则来看，窃以为，杨氏对叶圣陶先生的话也没有真正读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小学设置语文科，这是国家行为。“语文”绝非民国时期“国语”“国文”的简单合并，或是将“国语”之“语”加“国文”之“文”，而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名称。它不仅突出了语文“言文一致”的特点，也强调了学科定位。叶圣陶先生时任新中国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因此，“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叶圣陶先生个人观点的自由表达，而是作为官方的权威人士对语文学科正名的公开说明。换句话说，它同样属于国家行为。对此，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绝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意愿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这一学科定位，用今天的话叫专司主营。譬如我们的人民军队由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组成，捍卫国家主权是它们共同的神圣使命，但各军种的具体分工是不同的，即它们主攻的方向、主营的业务是有区别的，具有各自的特点。同样的道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是中小学教育的根本任务，它由语文、数学、政治、历史等学科共同承担，各学科各有自己的主营任务，它们的学科定位是不同的。语文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就是语言。我们今天讲审美教育，中小学的音乐、美术、体育、语文等学科都负有美育任务，但语文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就是语言审美，这就是学科特点。由此看来，语文就是语言，不是叶圣陶先生不懂或故意混淆语文与语言的区别，以至于可能造成杨氏所担心的语文教师被称为语言教师的危险。杨氏对“语文就是语言”的抱怨，只能证明他对新中国语文学科定位缺乏正常认知和基本理解。
其实，杨氏很清楚我并没有将语文教学混同于语言教学，这不仅体现在《正道》的标题上，也体现在我对语文内涵的认识上，只是他故意隐去不谈罢了。正如杨文所说，我是“曾应邀参加首届‘正道语文’高端学术论坛并做过主题报告
的特邀嘉宾”。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五个语文课程观。其中第一个观点讲的就是“语文内涵：语言与言语”。我开篇就指出：关于语文的内涵，目前尽管大家对它的理解有着许多分歧，但我们必须尊重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学科正名时的初衷——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由此可知，语文即语言。而这里的语言，自然包括语言与言语两个方面。由于语言以文字为记录符号，而言语不仅指言语活动，也包括口头和书面的言语成果，这就囊括了文字、文章、文学乃至文化成品。这是由我们的语文教材历来是文选型教材决定的。语文教材的选文是可以变化的，但教学这些可变的课文内容等背后，“不同文本的作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准确的表情、达意、载道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因此，语文课就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凭借教材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并从中获得认识的提高、思想的熏陶和情意的感染，同时学以致用，通过读、写、听、说的言语实践，不断发展语文能力，提高文化素养”。这在《正道》中是明明白白写着的。以上表述清楚地诠释了我对语文教学的认识：从教学目标看，要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高学生文化素养，能力与文化兼备；从师生定位及相互关系看，学生是学习主体，教师是教学指导，两者关系为学生是教师指导下的学习主体；从教学内容看，师生凭借教材，教与学的是文质兼美的课文，依据的是文本语言；从实现目标的途径看，必须通过读、写、听、说的言语实践，强调学以致用；从人文教育的学科特点看，思想情感教育是通过语言进行的，要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而不是灌输、宣讲。
由此可见，我说的“语言”主要指语文教材文本的语言因素（当然，也包括课本中拼音、文字、语法、修辞等内容），我说的语言教学绝不是杨氏所说的如英语教学那样的“单纯的语言教学”，而杨氏用来批判我的语文课程观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语文教学虽然离不开语言，也要让学生掌握必要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的方法和规律，但重在进行读写听说的语言实践。语文课程除了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还担负着传承优秀文化、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重任。”两相比较，对比十分鲜明：杨氏对语文教学的认知远没有达到《正道》的认识高度。至于他后面打着不偏不倚的幌子，把工具性与人文性视为“一半对一半”的关系，一方面批判我“没有工具性，何来人文性或思想性”的观点，是“强调了这一半，而舍弃了另一半”；另一方面居然还能得出“没有人文性，工具性也不可能独自生存”的结论，着实令人啼笑皆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样，只要皮之所存，凡毛皆可附。这是因为，语言的功能是强大的，它不仅能“附”人文性，也能“附”科学性。譬如，竺可桢的《中秋月》是从科学、从天文学角度讲中秋月亮的，文本并没有传播人文精神，难道连它的“工具性也不可能独自生存”吗？
二
杨氏接着批判《正道》的“语言形式—内容观”，并认定“掌握形式和理解内容必须同步进行”。我历来认为，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是融合的，两者不可分割，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这在《正道》里说得非常清楚。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情动而辞发，他的作品是语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但是对于读者，尤其是初学者来说，他的认识有一个披文以入情的过程，这是为古代文论证明了的。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一个人不能掌握语言形式，即不能破解物质外壳时，其思想内容必然外在于他的心灵。这就像“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马克思语）一样。因此我主张，语文教学必须抓住文本的语言，从语言形式入手，或以语言形式为抓手。而且我说的语言形式，既表现为各种语言现象，也包括一定的语言规则及系统，以及上下文语境等。没有这一步，蕴含其中的思想情感是不会自动呈现的。现代阅读心理学中的所谓“解码”，首先也是解语言形式之码。如果真的如杨氏所说，“掌握形式和理解内容”是同步进行的，那我们的学生还需要教吗？因为只要看到语言形式，内容也就自动理解了。
《正道》强调语言形式的重要，丝毫没有否认内容的重要，只是强调通过形式读懂内容。因为我深知“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而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正是语言创新的鲜明特征。我举李后主的《虞美人》、秦观的《江城子》、李清照的《武陵春》写“愁”的差异，并非不知或否认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差异。问题是，历史上有李后主这种人生经历的亡国之君并不少见，像李清照这样人生先甜后苦，后半辈子生活在流离颠沛、凄风苦雨中的女子也不少，与秦观具有类似生活体验的风流才子更是不计其数，为什么只有他们留下了这些千古名句，别人却没有？“愁”的不同表达，固然代表了他们别样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差异，但又何尝不是他们高超的语言艺术的明证呢！同样，学生不是没有生活，再简单的两点一线式的家庭—学校生活也是生活，也会有话可说。而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又如何，是否存在“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不出”的毛病？学生绝大多数是普通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不能期望学生待过上轰轰烈烈的生活后才有话可说，也不要指望补上精神之钙后他们马上会写出宏文（按杨氏说法，学生不会写是因为精神“缺钙”）。某市曾出过这样一道中考作文题：“科技以人为本”“管理以人为本”“教育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仅在人们言谈中使用频率极高，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越来越受关注。请以“以人为本”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写出自己的关注与思考。这样的试题代表了永不过时的先进理念，精神之钙极为丰富，可学生又能写出什么样的好文章呢？
行文至此，杨氏的逻辑很清楚：只要谈语文教学不能脱离教材的文本语言，就会有“单纯的语言教学”一顶帽子飞来；只要讲文本语言的教学不能忽视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