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不是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出发呼吁言论出版自由，而是在早期改良思潮“中体西用”哲学观指导下，将自由出版报刊，自由进行报道与评论国家社会重大事务，作为实现变法图强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展开讨论和论证的他们要求局部改革清王朝言论制度，要求一定程度上的言论出版自由，最终是为实现清王朝的富强服务的而“自由”、“自主”这个概念所具有的革命性内涵与清王朝的意识形态不仅绝不兼容，而且完全冲突如清政府权臣张之洞（［清］1998：9722-9723）所著的，在当时影响颇巨的《劝学篇》就中对“自由”、“自主之权”提出批判：“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１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甚至导致了国人一方面倡导一定程度上的言论出版自由理念，但同时另一方面又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矛盾现象如陈炽（［清］1997b：139）既强烈要求清王朝的报刊管理制度需“一切均仿泰西报馆章程”，同时又激烈批判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之说，此倡彼和，流弊以深”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时人倡导的言论出版自由观念，如“纵谈无所拘制”、“直言无讳”、“辩论国政，品评人员”等等，其重心在于“议论”、“评论”，即能够对重大政治社会问题进行自由评论和批评
三 1899年：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概念的形成
甲午战争的创深痛巨引发了维新变法运动，以及随此而兴的国人第
一次办报高潮，然而此间仍未出现明确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概念但是，在改良派思想家黄遵宪、谭嗣同，特别是严复系列著述的宣扬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初步得到较为系统的诠释和传播，“自由”概念逐渐被提升到近代话语表达的核心层面，并为部分开明知识分子所认同这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的出现和传播提供了话语基础和思想语境1898年春，康有为（［清］1992：752）在《日本书目志》中提到佚名所著《新闻演说自由论》一书，但康氏的《日本书目志》仅志书名，无及内容并且，从当时中国学界报界的文章著述中还难觅“新闻演说自由”以及近似的词汇和说法，可以推断出日文著作《新闻演说自由论》当时在中国流传不广，影响不大，人们普遍还没有接受“新闻演说自由”这样的词汇和概念
一则，激愤于维新运动遭到清政府顽固派的野蛮镇压；二则，东渡日本后广泛涉猎日译本的西方自由民主学说，受其直接启发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在横滨创办出版的《清议报》上首次提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梁启超在1899年4月20日第十二册《清议报》发表的译文《各国宪法异同论》中，第一次提出“言论著作之自由”这一词汇，他说：“厘定臣民之权利及职分，皆各国宪法中之要端也，如言论著作之自由……”(梁启超,1899年4月20日a)，但他没有做进一步的展开同年8月16日第二十二册《清议报》中，无涯子（即欧榘甲）撰写的《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一文，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概念，并对其初步作出界定和阐释：“诸子以匹夫草泽之贱，备论政体，如是者理想之自
由也既构理想而又著书以哓哓天下与在上者相冲突焉，是言论之自由也夫理想之自由，言论自由日益发皇聪智，坌涌以是，经理国家，组织政体，进入国势强盛文明”(欧榘甲，1899年8月16日)无涯子在文章中还指出行动自由是相对的，思想、言论自由是绝对的，“又按行为之自由，思想之自由，言论自由三者并重然行为或限于国家公司之法律，至于口舌者，天下之所赋以明义理也，心思者天下所寄以推无穷也二者均有无限之权”同年8月26日，梁启超在第二十五册《清议报》上发表的《自由书序》中提出与我们今天完全相同的表述，“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梁启超,1899年8月26日b)西方和日本的言论自由和自由主义著述开始逐渐被严复以及马君武、冯自由等[3]留日学生译介到我国至此西方近代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从概念语汇到思想学说比较完整地被介绍到了中国
作为先后领导20世纪初年时代思潮的两大政治力量，改良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观点和政见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冲突和矛盾，但他们在强烈反对清政府言禁报禁政策，追求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上则是相当一致的只不过改良派强调渐进量变，注重从学理上阐释与宣扬言论出版自由思想，以启迪民智；而革命派追求跃进质变，着力号召民众迅速行动起来，通过革命手段夺取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以改造社会这样，言论出版自由的概念及其思想在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大力传播中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虽然，此后国人论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文章著述浩如烟海，国人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活动不绝于史并且，国人秉持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中已经包含了狭义上的新闻自由概念的一些要素，但直至1940年代中期，国人一直尚未明确而清晰地提出“新闻自由”这一概念及其所蕴含的一整套完整的意涵史家说，“证有易，证无难”本文虽不可能完全检阅所有的史料来证明当时绝对没有“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或词语，但通过几个典型事例至少可以说明新闻自由这一概念在当时还没有得到普遍使用
从学术论著来看，笔者从民国建立至1944年止，共选取了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在内的新闻学著作、译著共10本，[4]以及论文集2本，经仔细检阅这些著作和文集，均未发现新闻自由这一概念仅见邹宗孟《日本新闻界一瞥》一文的一个标题为“日本新闻与言论之自由”和任白涛《综合新闻学》一书第五卷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自由新闻运动与国营”，这两说尤其是前者从字面上最接近“新闻自由”但在邹宗孟这篇文章的正文中没有出现“新闻自由”一词，他一再使用的词汇仍是“言论自由”；而任氏则只是开列出写作大纲，他最终并没有完成该卷的写作，因此他所称的“自由新闻运动”的具体内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结合这些著作和文集的具体论述来看，著者们在论述相关问题时，使用的都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如邵飘萍（[1930]1990）说：“政治不良，商品要法律保护，新闻亦要法律保护，所谓法律保护，不过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新闻乃可发达”黄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