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题的2篇。[32]实际上，这种时段划分取向，既是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相对“冷清”的重要原因，又容易让人忽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与变革性。在商业经济史研究上，“明中期而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发展的一个似乎没有变异的一以贯之的完整时期，明中后期与清中前期在商业水平上的差异常常被忽视。明代确实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是嘉万时期，商品增多，市场扩大，商人活跃，商业十分繁荣。然而，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明中后期与清前期之间蕴涵的多种显著差异。
第五，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不足。伍丹戈先生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译者的话”中写道：“在农业史研究上，过去几十年来历史学界常常只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土地制度方面，却忽视或放弃生产力方面的研究，有时甚至忽视到了忘记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关系所起决定性的作用的程度。”[33]伍先生这段话是针对当时农业史的研究状况有感而发的，然而，时至今日，它对整个经济史研究的启发意义仍是强烈的，包括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定性研究不应当成为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的全部，尤其不能以欧洲经验作为参照标本而对明代商业经济下所谓的“科学论断”。这种“科学论断”，不仅无助于我们认识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真实状况，而且违背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借由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仍有其受到重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历史学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新材料的发现而实现，还需要研究者历史观的进步与问题意识的转换。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时代潮流带来的灵感，也许明代商业经济史可以从此步入更加辉煌的前程。
注释：
①李根蟠、虞和平、赵德馨等学者进行过相关的讨论，参见杨祖义：《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②如1908年陈家锟著成《中国商业史》，该书后多次再版(如1913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的再版)，并被作为中等学校的教科书。
③如郑行巽：《中国商业史》，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另有一些相关著作是作为中等学校、商业职业学校的教材出现的，如陈璨编著、王孝通增订：《中国商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等。
④傅先生1949年前曾发表多篇涉及徽州、福建、陕西、江苏等地商人与商业的论文，如《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2期，1947年)、《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福建《社会科学》4卷2期，1948年)、《明代陕西商人考略》(福建《社会科学》4卷4期，1948年)等。这些论文后来多被收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之中。
⑤讨论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1995年第1-2期，2000年第3-4期，2001年第1-2期等。
⑥如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又有分论各地商帮(如徽商、晋商、浙商、鲁商等)或不同性质商人(如官商、民商、盐商、私人海上贸易商等)的著作。
⑦学界逐步加强对流通环节的研究，吴承明、方行等学者甚至以流通或市场需求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⑧如王孝通就自称特别注意“中国国际贸易的历史”、“中外互市商品种类的变迁”诸问题，参见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导言”第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又如傅衣凌等对福建对外贸易史的研究，参见萨士武、傅衣凌、胡寄馨合著：《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福州：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8年。
⑨主要成果有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柏坚、黄启臣的《广州外贸史》(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晁中辰的《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论文。
⑩如顾晓鸣主编的“中国传统商人丛书”(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侧重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微观分析；又如张钧的《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晋商。
(11)早就有学者指出，西欧一些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与海盗劫掠是分不开的，参见陈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试述英国早期殖民活动与海盗行径》，《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织田一撰：《中国商务志》，蒋簋方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铅印本。
[2]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页。
[3]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4]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梁方仲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5]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翦伯赞：《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时事类编特刊》63期，1941年；魏建猷：《清代外国银元之流入及其影响》，《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1945年。
[6]李根蟠：《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百年回眸——李根蟠先生访谈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陈支平：《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7]吴承明：《什么是自然经济》，《经济研究》1983年第9期；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
